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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與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中國共產黨興衰史之一 童金瑩 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
──馬克思 前言 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紀念日。據過去流行的各種「中共黨史」記載， 一九二一年的這一天前后，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
一大」），宣告它的誕生﹔在此之前，祗是各地有一些「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 義）小組」。近年來的一些考証表明，中共在「一大」召開之前就已經存在，「
一大」開會日期實際上是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五日。中共修黨史，重政治需要不 重史實，且又壟斷史料，是這類史誤長期難以辯正的主要原因。 中共在毛澤東「一統江湖」之前，一直有所謂「國內派」與「國際派」之爭
。毛澤東作為「國內派」的后起之秀，對該派的祖師陳獨秀倒一向很崇敬，從不 諱言陳是他引路人。毛澤東說：「寫黨史應有陳獨秀這段歷史」，「開始（創黨
）是他」﹔「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陳獨秀）的功勞」。然而，中 共黨內主持編修黨史是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前「國際派」的一幫人。這幫人
自被毛澤東先后收服以后，一方面靠吹捧和抬高毛在歷史上的作用以邀寵，另一 方面又要掩蓋中共「國際派」被外國人──蘇共通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操縱控制
的歷史以遮丑。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告全黨，以「反黨」的罪 名將陳獨秀開除出黨，其兩大「罪狀」之一竟是陳獨秀反對中共中央提出的「武
裝保衛蘇聯」的口號（當時統治中國東北的張學良軍隊與蘇聯發生邊界糾紛）。 周恩來當時是中共的實際最高負責人（共產國際指定的總書記向忠發并無實權）
，兼管組織工作，甚至親自起草了那份通告。開除陳獨秀是中共第一次「大清洗 」的開端，一大批經歷了一九二七年失敗的中共忠貞骨干，包括一些「一大」前
的黨員，因陳獨秀的關系隨之而被開除，或退黨、脫黨。陳獨秀是中共的最主要 創始人和早期領袖，講中共的建立當然不能不從他講起。周恩來、鄧小平等對「
講一講他的功勞」顯然毫無興趣，以致中共至今沒有自己的正式「黨史」。 中國共產黨雖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建立起來的列寧主義政黨，其發起成員卻
多是民國初期愛國、民主和新文化運動的干將和學界精英。就人員組成而言，當 初的中共與現時的民運團體几乎沒有差別──正象目前的許多民運人士（尤其學
生領袖）是「六﹒四」的產物一樣，中共的早期黨員多數都是「五﹒四」運動的 骨干，其中有不少也曾是留學生和政治流亡者。 歷史是今天的一面鏡子。「六﹒四」后繼續鎮壓民主運動的中共當局，與「
五﹒四」后建黨時期的中共已毫無相似之處，倒與當年的北洋軍閥政權有些類似 ，甚至更為專制、殘暴和腐敗。一個由學界精英們創建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主
義政黨，竟會在几年后演變為一個打家劫舍、攻城掠地的叛亂集團，并在數十年 后蛻變為一個由官僚寡頭操縱的扼殺自由民主的專制工具。這無疑是中國民主運
動史上的最大諷刺和悲劇。如何不再復制中共演變的悲劇，無疑也是中國民主運 動的重大課題。 本文根據大陸學朮界近年來在「中共黨史」研究方面的新發現整理而成，只
述不評，以現歷史的本來面目。 一．陳獨秀四次流亡與留學 陳獨秀，字仲甫，一八七九年出生在安徽省懷寧縣（今安慶市）一家書香門 第。他十七歲考中第一名秀才﹔十九歲考入杭州求是書院（浙江大學前身），學
習法文和造船。因有反對滿清朝廷的言論被追捕，他逃往南京，結識了在南京陸 軍師范學堂學習的章士釗等人。從此，陳獨秀就開始了他「做學問──搞革命─
─逃亡（或坐牢）」的學者兼革命家的生涯。他二十二歲時去日本留學，半年后 回國組織反清宣傳﹔不久又遭通緝，於是再逃亡日本。 一九零三年五月，陳獨秀（二十四歲）和張繼、鄒容等五人闖入清廷派駐日
本的學監姚文夫家中，由張繼抱腰，鄒容按頭，陳獨秀揮剪，剪掉了姚的辮子， 因此被遣返回國。陳獨秀先在上海與章士釗、張繼等創辦《國民日日報》，后到
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白話文半月刊），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 的民主革命思想。他參加了蔡元培等領導的反清革命團體「光復會」。為「震動
已死的人心，喚醒同胞……」，陳獨秀曾參與密謀暗殺清廷官員（另一參與者吳 樾不久在北京炸五大臣未中而犧牲）。一九零五年，他在主編《安徽俗話報》的
同時，還在蕪湖的安徽公學教國文，與同校的體育教員柏文蔚等組織了半軍事秘 密團體「岳王會」，并任總會長。一九零六年，他第三次去日本，在東京早稻田
大學學習英語，一九零八年回國。同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相繼去世， 岳王會在安慶策動新軍起義，失敗后瓦解。陳獨秀逃到杭州，在浙江陸軍小學堂
任國文和史地教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陸軍小學堂成為浙江革命黨人的 聯絡機關。 當時，陳獨秀已成為安徽省最有聲望的學者革命家之一，民國初期的兩任安
徽都督均聘任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一九一三年七月，陳獨秀協助安徽都督柏 文蔚參加國民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兵敗被捕，后經保釋出獄。一九一
四年初，陳獨秀第四次去了日本，在東京協助章士釗主編《甲寅》月刊，并在「 雅典娜法語學院」學習法語﹔同年，李大釗（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考入東
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留學，因向《甲寅》投稿，與陳獨秀結識。 二．新文化運動的「三聖」和「五﹒四」運動精神領袖 一九一五年八月，陳獨秀由日本回中國﹔九月十五日，他在上海創辦了《青
年》（一年后改名為《新青年》）雜志，大力提倡民主、科學和新文化運動。這 份雜志在當時中國的知識界特別是知識青年中影響極大，聲譽很高。一九一七年
，《新青年》一、二月號先后刊登胡適（當時在美國作哲學博士論文）的《文學 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提倡「白話文學」，掀起了新文化運動
的高潮。一九一七年初，陳獨秀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為北大教授兼文科學 長（文學院長），《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到北京。同年七月，被陳獨秀贊為「首
舉（文學革命）義旗的急先鋒」的胡適學成歸國，經陳向蔡元培推荐，被聘為北 大文科教授兼哲學研究室主任﹔他還應陳邀請擔任了《新青年》編輯之一。陳獨
秀（三十八歲）、胡適（二十六歲）及錢玄同（三十歲，北大文科教授），被當 時知識界的進步人士譽為新文化運動的「三聖」。 一九一八年初，李大釗（二十九歲）就任北大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同時
也擔任《新青年》的編輯。陳、李兩人志同道合，成為極好的朋友。由于當時形 勢的需要，兩人又共同創辦了一份《每周評論》的政論性刊物。李大釗最先在《
新青年》（一九一八年）上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想，陳獨秀隨后（一九一九年 四月）開始發表了一些同情俄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文章。所以張國燾（北大理學院
學生、中共北京組織發起人之一）說，陳獨秀「信仰馬克思主義，最初也許是受 李大釗……影響」。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出版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專號。
在此前后，陳獨秀在《每周評論》上還發表了《兩個和會都無用》、《山東問題 與國民覺悟》等文章，對「五﹒四」運動起了鼓動作用。「五﹒四」運動爆發后
，李大釗曾和學生們一起游行﹔陳獨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新世界」游藝場散 發他起草的傳單──《北京市民宣言》，當場被捕。由于陳獨秀是當時公認的社
會精英、「五﹒四」運動精神領袖，他的被捕轟動了全國。北京當局認定陳獨秀 為「五﹒四」及其后學運的兩個幕后操縱「黑手」之一（另一個是蔡元培，當時
已辭職離京），企圖予以嚴懲，卻懾于舉國上下的抗議不敢輕舉妄動。經北京中 等以上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全
國校友會聯合會、中華工業協會、各省市教育會和國民大會等團體及各界知名人 士的通電保釋，陳獨秀在獄三個月后被釋放，但仍受監視。李大釗設法用騾車悄
悄將陳獨秀護送到天津，陳然后乘船去了上海。 陳獨秀從此開始認定馬克思主義是解決問題的良方。在上海，他與《星期評 論》、《時事新報》、《解放與改造》等刊物的一批鼓吹社會主義的學者過從甚
密。《星期評論》社成員的思想傾向比較接近馬克思主義﹔編輯李漢俊是該社的 精神領袖，曾留學日本，與日本和朝鮮的共產黨人都有一定聯系﹔編輯戴季陶是
國民黨的理論家，孫中山三民主義（被看作「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忠實追隨 者，當時也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時事新報》和《解放與改造》的主辦者張東蓀
等則比較傾向社會民主主義。陳獨秀給在北京的李大釗寫信，認為非徹底革命推 翻軍閥統治不可，中國必須走俄國革命的道路。一九二零年五月，毛澤東（湖南
第一師范畢業生、附屬小學主事，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作過助理員）為送新民學 會的几位會員赴法國勤工儉學，由北京到上海，曾向陳獨秀請教，并討論有關馬
克思主義的書籍和組織「湖南改造促成會」的計划。 三．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創建 一九二零年四月前后，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到中國來「聯絡中國共產主義
運動的的領袖人物」。他帶了個俄籍華人楊明齋作為助手和翻譯，他們以新聞記 者為公開身份，開辦「華俄通訊社」和《俄文生活》報。維經斯基等通過北京大
學俄文系的俄籍教授柏列偉等人的關系，首先認識了李大釗，還會見了一些其他 人。他們了解到一些「五﹒四」運動的情況，知道陳獨秀實際上是這個運動的精
神領袖，於是就請李大釗寫了一封介紹信，到上海會見陳獨秀。維經斯基和陳獨 秀差不多一見如故，兩人多次交談，對中國革命的前途基本上有了一致估計。通
過陳獨秀的介紹，維經斯基也認識了李漢俊、戴季陶、張東蓀等人。維經斯基和 這些人座談過几次后，提出建議：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
等進步刊物的人團結起來，建立一個革命同盟，并由這几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發 起，成立中國共產黨或中國社會黨。 同年六月，陳獨秀會同《星期評論》的李漢俊、戴季陶、沈定一（《星期評
論》主持人，曾在浙江組織過中國的第一個農民協會）、俞秀松（原浙江第一師 范學生）、施存統（原浙江第一師范學生，正准備赴日本留學）、陳公培（原北
京大學學生，正准備赴法國勤工儉學）等近十人在陳家聚集，商討建黨一事。當 討論在黨綱上定名為中國共產黨時，戴季陶表示他不能與孫中山和國民黨斷絕關
系，聲明退出此活動，大家不歡而散。几天后，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 統、陳公培五人，開會成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織），選舉陳獨秀為書記，并通
過了由李漢俊起草的黨綱。沈定一和陳望道（原浙江第一師范教員，《新青年》 編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本譯者）不久也加入成為發起人。八月，李達
以日本留學生（東京帝國大學畢業）代表的身份回到上海，開辦「中國學生聯合 總會」。他去拜訪陳獨秀，探討組織革命黨派的事，陳就邀請他加入作為中共發
起人。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以后，陳獨秀分別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等人、長沙的 毛澤東、濟南的王樂平（山東省議員，「五﹒四」運動時曾為山東赴京請愿團代
表），李漢俊寫信給武昌的董必武（私立武漢中學教員）等人，委托他們在當地 發起組織共產黨小組或支部。一九二零年暑期（六至九月），陳獨秀還與先后到
上海的張國燾（由于在《五﹒四》運動中表現積極，時任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干事 ）和張申府（北京大學講師）分別談過建黨的情況和計划，請他們協同李大釗在
北京從速發動﹔邀請路過上海回漢口的劉伯垂（律師）入黨，委托他會同董必武 等組織中共武漢支部。陳獨秀還委托去日本留學的施存統建立中共旅日組織，委
托去法國任教的張申府建立中共旅歐組織。一九二零年底，陳獨秀到廣州，擔任 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會委員長，又委托譚平山（北京大學畢業生，廣東高等師范
教授，廣州社會主義青年團負責人）等重組中共廣州支部。陳獨秀離開上海后， 李漢俊成為中共發起組織的代理書記。 一九二零年十一月七日，中共上海發起組織出版了《共產黨》月刊，由李達
任主編。同月，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 共產主義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第一步就得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
「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 〔參考文獻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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