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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中國的背后》（選摘）　　　　　　　　序言　　　　　　　　　　　　　　　　　　　　　　劉　康　　　　　　　　好萊塢與中國　　　　　　　　　　　　　　　　　　吳劍平　　　　　　　　關于中國的暢銷書　　　　　　　　　　　　　飛瀑、史安斌　　　　　　　　美國的中國學　　　　　　　　　　　　　　　　　　劉　康～～～～～～～～～～～～～～～～～～～～～～～～～～～～～～～～～～～～　　　　　　　　　　　　《妖魔化中國的背后序言　　　　　　　　　　　　　　　　﹒劉　康﹒ 　　本書的寫作過程比較有意思。我和李希光是本書的主要作者和策划人，但本書主要是好几位作者合作的結果。這些作者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美國賓州，相隔千萬里，但卻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完成了這次愉快的合作。我想在序言里，羅嗦几句，講一下我們寫這本書的初衷和過程。　　去年冬天，在我任教的美國賓州大學，接待了新華社主任記者、美國《華盛頓郵報》訪問記者李希光先生。我和希光是多年的好友，又是大學時代的老同學，在他鄉相逢，分外高興。但我與他事先打電話聯系他來訪和講座的具體事務時，兩人不約而同地談到當時處于非常緊張和低潮狀態的中美關系，都深感憂慮。希光在美國首都的第一大報作訪問記者，切身體會到美國新聞媒體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作用，對美國媒體近年來大肆攻擊、歪曲中國的不光彩行為，感到十分氣憤和遺憾。　　我對此也深有同感。　　我最近正在作有關大眾文化、大眾傳媒的研究，從文化的層面觀察、分析中美關系近期的緊張，覺得非常有必要對這些問題作深入的探討。這種探討不僅僅是學朮性的，我首先關心的是中美兩國的公眾對中美關系的態度。我與希光相約，等他到了賓州后，我倆就中美關系的文化、媒體方面的問題，好好暢談一下。　　希光到的時候，我們這所位于阿巴拉契亞山脈中部的大學城，正是冰天雪地。但他在這里短短的兩三天里，卻讓大家感到熱氣騰騰。他馬不停蹄地先后作了兩次演講。第一次講他考察絲綢之路和尼雅古國，可容兩百多人的大廳里座無虛席，氣氛十分熱烈。這在美國大學里，真是非常難得。由此可見美國大學師生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興趣。希光告訴我，他在華盛頓等大小城市作過許多場演講，都很受歡迎，說明美國普通人對中國，的確充滿興趣和好奇，對中國的態度，大部分都很友好，盡管當時中美關系處于低谷，美國國會和媒體正在掀起一場反華浪潮。希光第二場演講，就專門談他在《華盛頓郵報》親身所見所聞的美國媒體顛倒黑白、無事生非，大肆妖魔化中國的事實。他的演講十分直率，對美國媒體的批評相當激烈。但他列舉了一個個令人信服的事實，加上他說話口氣又幽默，又特別真誠，打動了一屋子的聽眾。　　我們還抽空作了好几次長談。希光打開便攜式筆記本電腦，邊談、邊聽、邊記。我們談到興奮時，渾身發熱，不得不走過去，把屋里的暖氣開低一些。　　希光回國后不久，很快就把我們談話的內容整理出來，并以《如何看待美國主流媒體的對華報道──一位旅美記者與留美學者的對話》等題目，在國內一些報刊雜志上發表。希光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這篇報道在國內引起了一定反響，后來《中華英才》雜志也刊登了相關報道，并由《報刊文摘》轉載。我們倆談的主要是美國主流媒體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刻意丑化、歪曲中國的問題。我從自己在美國大學留學和任教多年的親身體會，談了我對美國學朮界和輿論界的看法。李希光作為新華社的資深記者，多年來一直追蹤報道國際國內的重大新聞，眼光敏銳、開闊，這次又到了美國輿論與政治的核心，深入體驗、了解美國政治與媒體的具體運作。我們對大部分談到的問題，都有基本的共識。那篇報道，雖然看上去我說的最多，但李希光的眼光和風格，才是文章最根本的東西。　　我們同時又覺得，實在有太多的內容要談。對于中美關系中文化、傳媒與輿論的作用這樣的復雜問題，一篇短短的對話是遠遠不夠的。于是，我們一個在北京，一個在美國，通過電腦網絡和信件，開始醞釀一個較長、較深入的討論計划，并開始構思本書。　　今年夏天我回到北京，見到希光，他第一句話就是：我們得立即著手寫一本認真探討中美關系中新聞媒體與文化的作用的書。　　這時，在亞特蘭大的奧運開幕了，我在北京大學的勺園招待所看電視轉播，中美之間的摩擦在升溫。特別是ＮＢＣ的記者考斯特對中國和中國運動員大放厥詞，更加引發了海內外中國人的義憤。在北京的書市上，我還看到了好几本最新出版的書，談的話題都與當下和歷史上的中美關系有關。象《中美較量大寫真》、《中國可以說不》、等，我都看了。當時我覺得這些書的作者，有一股愛國主義的激情，他們對美國政界和媒體的反華逆流的反擊，也是十分必要和及時的。　　不過我在讀了這些書之后，也有保留，并感到某些憂慮。我想在此談談我的看法。　　我認為，９０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飛速發展，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大國，迅速崛起。冷戰后，世界格局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巨變。中美關系在這樣的關口，也經歷著空前的轉型。兩國間的沖突和摩擦，不可避免地在增加。美國的霸權主義政策有增無減，冷戰意識形態的慣性，仍難以剎車，并有把過去的冷戰對象前蘇聯轉為中國的趨勢。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媒體和某些政客掀起了一股新的反華逆流。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情形下，有些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較為情緒化，對美國作了激烈的抨擊。但這種情緒化的批判，容易流于膚淺、片面和偏激，并不利于我們對美國作清醒和實事求是的了解。　　我們現在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從十年前對美國的一片熱烈浪漫，變成今天的一片忿忿噓聲。我們也不必受美國媒體和某些政客反華逆流的影響，因為你不仁，我就不義，把問題搞得過于情緒化。我們需要的恰好是冷靜和清醒的頭腦與眼光。美國今天的反華逆流是一劑清涼劑，讓某些一廂情愿的浪漫情懷降一降溫。但卻不應煽起太多的激憤，溫度升的太高，誘發了新的中美對抗，一些心懷鬼胎，惟恐天下不亂者，便可以乘火打劫，火中取栗了。　　現在是到了對美國媒體和文化、學朮界有一個較清醒、較理性的認識的時候了。　　以上就是我和李希光合編本書的初衷，我想這些也是我和希光的基本共識。我們在１９９６年夏，有機會一起去了一趟四川峨嵋山。這本書的基本輪廓，就在旅途中成型。我倆相約，希光在北京，請到新華社的熊蕾、韓松兩位記者，撰寫有關美國媒體部分。他們倆都曾獲美國的獎學金，在美國研修過，有親身體驗。再一位作者，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朱偉一。朱博士回到北京剛剛一年，正為中國蓬勃的律師行業奔忙，也加入了我們作者的行列，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我回到美國后，也請了三位年青作者，加入我們的合作行列。這三位作者現在都在大學比較文學系攻讀博士學位。他們來美國的時間有的已有兩三年，有的剛剛几個月。在接受寫作的任務后，從繁忙的學習和教學工作中，抽出時間，作了許多研究，在一個月不到時間內，完成了各自的章節。他們三位和我、李希光（相信也包括北京的另外兩位記者朋友）對本書的基本構思都是贊成的，寫作時都非常認真投入，所以我們才有很愉快的合作。沒有他們的貢獻，這本書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但我們仍然寫得太過匆忙、粗糙，有大量重要的內容漏寫了，在文字和觀點的表述上，也不盡明晰和一致。所以我非常希望聽到讀者的批評意見。我想大部分讀者都會理性地思考我們在書中提出的問題和列舉的事實的。　　在今天這個傳媒高度全球化的時代，我們這本用中文寫就的書，同樣也會有海外的讀者。前面提到李希光寫的那篇報道，在美國也有讀者。我最近就收到一封讀者來信，信中夾了一份英文《北京周報》剪報，是回憶埃德加﹒斯諾的。讀者來信用英文寫了短短兩行，譯文如下：　　“今天美國沒有斯諾的聲音〔我和李希光的對話里提到今天美國已經沒有斯諾〕，是因為斯諾１９７２年就死了，他不能再寫新東西了。既然你不信美國的媒體，你也許要信這個〔指《北京周報》〕！” 　　這封寄給“劉康教授”的信，發自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可惜是封匿名信，我也沒辦法和它的作者聯系了。其實在美國，我常常聽到和看到一些言辭非常激烈的反駁、批評我的文章，但象這樣的匿名信，還是頭一回。　　對于任何指責和攻擊我個人的言談，我都不想回應，也無暇應付。但對于反對我的觀點的言論和意見，無論是何意圖，我都希望有機會與對方商榷。對于我在本書里的觀點，也是如此。　　本書的目的，是在當前中美關系動蕩不定的時候，把重大、敏感的問題提出、挑明，表明我和我的朋友們的鮮明立場，以正視聽，并希望由此有助于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特別愿意與讀者共同討論，加深理解。我想，這也是希光和本書其他作者的共同愿望。我這樣說，不至于是越俎代庖吧！ □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日中國國慶節之夜，匆草于美國賓州～～～～～～～～～～～～～～～～～～～～～～～～～～～～～～～～～～～～　　　　　　　　　　　　　　　好萊塢與中國　　　　　　　　　　　　　　　﹒吳劍平﹒ 　　南加利福尼亞陽光燦爛的初夏，一條高速公路沿著太平洋海岸線逶迤伸展。左邊是蒼翠碧綠的熱帶植物林，右邊是鮮花錦簇、郁郁蔥蔥的斜坡。往下望去，斜坡一直延伸到綠樹掩映的金色沙灘，再就是碧波蕩漾的蔚藍色的太平洋……。．這時有一輛雪白嶄新的豪華轎車Ｂｒｏｎｃｏ，風馳電掣地飛速開來。你根本來不及看清茶色車窗后那位膚色黯淡的駕車人的面容，就聽見一陣淒厲的警車尖叫聲，一串四、五、六、七……輛警車，風馳電掣地追趕著前面的白色轎車。晴朗的天空中也傳來悶雷似的直升飛機的轟鳴，你發現至少有三、四架直升機在空中盤旋、尾隨著下面的白車。　　這是好萊塢的驚險片中的一個常見的場景？還是現實中發生的真實事件？　　你打開電視，就看到這司空見慣的情景。你也許沒太大興致，就隨手關了電視。一兩個小時后，電視又被打開了，這時你發現仍然是那同樣的場景。你有些疑惑，按遙控換了一個台，又換了一個台。這一次，你不得不感到非常驚訝。因為你連換了數家頻道，都出現同一個畫面──瘋狂疾駛的一串警車追趕著同一輛瘋狂疾駛的白色轎車！　　這是１９９５年的夏天，在美國南加州好萊塢附近的高速公路上發生的真實事件。　　開車人是一個高大英俊的黑人，衣著高級講究，風度瀟洒。他就是美國影視和籃球明星Ｏ﹒Ｊ﹒辛普森，是好萊塢的常客。不過這一次他卻不是在為好萊塢拍戲。他涉嫌殺害他的白人前妻和另一個在前妻處遇到的白人男子，被警方通緝。辛普森驅車拒捕，才有剛才的那一幕。那一天，美國各大電視公司紛紛把鏡頭對准了辛普森的白色Ｂｒｏｎｃｏ，把這場“世紀大追捕”一直跟蹤了四、五小時！　　后來辛普森終于束手就擒。但隨后而來的一直延續了大半年的辛普森審判案，成為美國影視媒體經久不衰的頭條熱門話題。辛普森的“世紀大審判”卷入了美國號稱天下無敵的“夢幻律師隊”和成千上萬的美元。辯護律師憑三寸不爛之舌，把鐵証如山的起訴律師和警方反駁得瞠目結舌。最后，竟然說服了陪審團全體成員，把辛普森無罪開釋。　　這件轟動一時的案件，的確是對美國的法律制度的極大嘲弄和諷刺。象辛普森這樣的影視和體育兩棲明星，腰纏萬貫，一擲千金，并利用美國的種族沖突和矛盾，終于逍遙法外。但在另一方面，美國的媒體和影視娛樂業，卻從中發了一筆大財。　　辛普森案件在美國全國上下，都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在審判期間，美國的媒體和影視每天都有十分詳盡的跟蹤報道和評論，美國人也將其作為晚飯后最重要的娛樂節目，收視率往往高于許多電視肥皂劇，經久不衰。美國的影視節目中，象警車追捕和法庭審判這樣的題材，永遠是最熱門的。辛普森案子出來之后，一是一件實實在在的真事，令人信服，二是省了影視編導們絞盡腦汁地編造情節，真是一舉兩得。所以，美國的影視傳媒每天都在黃金時段，播辛普森案的節目。這件案子審判的過程成了美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分。觀看和議論辛普森案，就象每天要吃飯睡覺一樣重要。　　從辛普森一案多少可以看出，影視在美國社會的巨大影響。　　影視與體育是美國娛樂業的兩大支柱。而娛樂業在現在的美國的社會生活里，越來越重要。　　我們通常認為，文化與娛樂業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與物質生產并不相同。但這種觀念在今天這個“后現代”的時代，則需要大大更新。起碼在美國這樣的以電子信息業等高科技以及商貿等為主導的國家，影視、媒體、廣告、娛樂、旅游等“文化產業”，不僅在國民經濟中占有的比例越來越高，而且越來越商品化，大有與汽車、電腦業等美國的主要產業一爭高下之勢。　　總之，好萊塢在美國社會中的作用和影響，遠遠比我們中國人通常認為的文藝體育等“點綴性”行業的作用要大。　　好萊塢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過程，在全世界范圍內空前擴張。象最近几年來在中國引起轟動的好萊塢“十大巨片”，就吸引了億萬中國觀眾。　　跟高度職業化的美國球類運動一樣，美國電影生產業這家龐大機器的唯一驅動力就是利潤。美國影視業的規模之大，從好萊塢每年創造的票房價值便可見一斑。　　請看以下的几個統計數字：　　１９８８年，好萊塢電影的直接票房價值約四十六億美元﹔１９９０年則上升至五十億美元。　　１９８８年，好萊塢通過制成錄象帶和向電視台出賣播放權的形式所創造的銷售額，達三十三億美元，１９９０年為三十七億美元。　　從１９９４年以來，好萊塢電影每年的全球銷售收入高達兩百億美元。（這是一個十分可觀的數字。中國１９９５年全國的外貿總額為兩千多億美元，而好萊塢那么几家電影公司的收入，就差不多是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中國１９９５年全國的全年科技經費，約合一百億美元〔８３３億人民幣〕，還不足好萊塢一年收入的一半！）　　有如此巨大的商業規模作后盾，好萊塢電影在雄霸全球通俗文化市場方面的能量是可以想見的。這些數字也同樣表明，好萊塢電影及其后續制品在美國公眾生活中占據何等重要的地位。　　就象穿牛仔褲，喝可口可樂一樣，看好萊塢電影本身可以說已經成為做一名美國人的重要標志。美國的青少年就是在好萊塢電影光怪陸離的影像世界中成長起來的。每年，好萊塢耗資巨大的賣座片一般總選在六月至八月間推出，因為這段時間恰值美國中小學生放暑假，是創造利潤的黃金季節。　　美國人對電影的依賴是美國文化的一大特色。早在二、三十年代，美國人均觀看好萊塢電影的頻率就有每周一次的水平。隨著二十世紀下半葉電視和錄象的廣泛普及，美國人正日益成為好萊塢電影產業的狂熱支持者。　　好萊塢電影制作的直接目的是創造巨額利潤，票房價值的高低往往是評價電影制作成功與否的標志。　　美國的娛樂雜志和錄象出租店每周都會向顧客提供票房價值和錄象出租率的排行榜，引導公眾的消費。１９９６年美國電影業的一大盛事，就是以美國用核武器擊退外星人對地球襲擊為主題的巨片《獨立日》單周創一億美元的票房收入。　　配合這種電影制作需要，好萊塢的電影生產創造了明星制這一獨特制片策略。明星是確保新片獲利的重要因素，為此好萊塢的獨立制片公司和制片廠總是不惜工本，重金約請炙手可熱的天皇巨星出演籌拍中的影片。象主演《終結者》、《真實的謊言》的施瓦辛格，自然是片約不斷，而其單片片酬也高達千萬美元以上，令人咋舌。　　在好萊塢，明星和優秀演員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賺錢的保障，后者則往往是電影表演系學生崇拜的對象。象施瓦辛格和史泰龍，都是好萊塢炙手可熱的“ 巨星”，而主演《廊橋遺夢》的瑪麗﹒斯特里普，則只能算是位格調高雅，陽春白雪的“藝朮家”。原因很簡單，斯特里普主演的影片絕不賣座。　　難怪斯特里普對好萊塢的明星制極為不滿，對好萊塢用動作片充斥市場多有抱怨。她見人就說：要看好萊塢電影，其實用不著懂什么英語。因為銀幕上所展示的只是眩目的場面、無盡的打斗、瘋狂的追逐，而無藝朮可言。自認以藝朮水准為評獎依據的奧斯卡獎，其實充滿了商業噱頭和廣告色彩，但就連這樣一個商業性極強的評獎，因為不完全按照影片的票房價值來為影片排名次，對美國的電影市場也就基本上起不了什么引導作用。　　好萊塢電影的功能主要是提供娛樂，好萊塢由此也就成了全球通俗文化的大溫床。但好萊塢電影作為美國國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和思想特色。娛樂從來不可能是單純的，好萊塢的電影傳統也與美國社會和政治的運行密不可分，與美國主流意識形態同宗同祖。　　好萊塢與美國政治的糾葛是一個有趣的現象。　　舉例來說，每逢總統大選，好萊塢是每位候選人必定要光顧的一站。１９９６年大選在即，無論是共和黨候選人多爾，還是爭取連任的克林頓，都已先后造訪好萊塢，尋求這個“電影業的麥加聖地”的支持。　　好萊塢電影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非同一般。好萊塢既是娛樂品的生產基地，也同樣是美國政治的宣傳機器。要說誰對好萊塢電影與美國政治的聯姻最有洞察，那就要算美國前任總統羅納德﹒里根。　　里根本人就曾經是好萊塢電影圈內的三流明星。　　正因為如此，他得到了“偉大的溝通者”（Ｇｒｅ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ｏｒ）的美稱，說的是他把好萊塢明星的演技和風度，在政治舞台上發揮的淋漓盡致，成為美國歷史上一位深受老百姓喜愛的總統。　　里根在從政以后，對好萊塢電影的宣傳功能自然寄予很大的希望。他把好萊塢稱作美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宣傳基地”。１９５１年冷戰期間，加州州議員里根，就曾公開表達他對好萊塢電影的理解：　　“在當今世界銀幕上展開的意識形態斗爭中，正是美國的故事片，而不是宣傳片，正在成功地回擊來自鐵幕另一邊的宣傳攻勢。　　“正是美國的電影，向全世界人民展示放滿了我們美國商品的櫥窗，我們美國的停車場，我們美國布滿了汽車的街道，以及駕駛這些汽車的我們美國司機。　　”我們應該為我們的電影感到驕傲和自豪！” 　　年青的里根，以在好萊塢演電影一樣的熱情投入政治事業，在當年那個冷戰如火如荼的時代氛圍里，他是一個充滿激情的反共斗士。他關于好萊塢的一番的話，可謂一語道破天機，坦白地揭示了好萊塢電影的政治性。　　里根本人從演員到總統的生命軌跡，再形象不過地說明了美國電影和政治的一體性關系。　　留意一下好萊塢電影的歷史，翻翻舊賬，有時也不免為這個“電影大聖殿”里曾經掀起過的政治風波而感到吃驚。　　其中最具戲劇色彩的大概要算１９４７年對好萊塢所謂“親共”藝朮家的大清洗了。二戰結束后，美蘇兩大政治陣營戰時的短暫同盟宣告結束，冷戰成為世界政治的核心內容。為配合冷戰的意識形態需要，麥卡錫參議員四處活動，美國國會成立了非美活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主要任務，就是致力于清除美國學朮界、文化界的所謂共產主義活動。好萊塢首當其沖。委員會不斷召集聽証會──里根曾以証人身份數次出席聽証會。這些聽証會的目的是鑒定影視圈內的親共藝朮家和作品，一般都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証人們成天指鹿為馬，捕風捉影。受控告的人几乎沒有任何辯護的機會。許多著名的作家、編劇、導演和演員，都受到迫害，失去了在影視圈的工作，許多人被捕入獄。　　這場迫害運動規模驚人，几乎卷入了當時好萊塢所有的藝朮家。委員會在經過復雜的調查后，曾確定了一個臭名昭著的所謂共產主義藝朮家黑名單。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逐一追查、清除。在這場歷時數年的運動中受牽連最深的，便是著名的“ 好萊塢十人團”，２０世紀西方文學大師之一的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便名列“十人團”內，被美國當局宣布為顛覆嫌疑分子，驅逐出境。這份黑名單得到參議院的極力支持，十人團中除布萊希特事后離境外，其余九人都先后被判處六個月至一年的囚禁。　　在美國這個號稱最講法治和民主的國家，麥卡錫主義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和制造的冤案，寫下了美國現代史上黑暗的一頁。　　冷戰是現代美國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從四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美國政治家的夢魘期。　　冷戰這場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政治拉鋸戰，給美國文化所留下的影響是不會在一個早晨消失的，種種相應的政治信息也早就滲透到好萊塢電影的生產中，好萊塢電影在內容和形式上也成功地揉合了冷戰政治需要。　　你只要看上十來部好萊塢片子，就會很容易地發現，國家安全、反間諜是好萊塢動作片中出現頻率最多的主題。這一主題也并沒有因為冷戰的消失而消失。如已經拍攝了十來部的英國反間諜特工詹姆斯﹒邦德（代號００７）的系列電影，大部分都以前蘇聯克格勃的間諜活動與西方的反間諜為主題。冷戰結束已經好几年了，但１９９６年拍的最新一集《黃金眼》，仍在拿俄國人當反面角色和笑料。　　當然，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好萊塢的反面角色發生了很大變化。昔日的共產黨顛覆分子、蘇聯間諜，現在正逐漸讓位給來自中東的恐怖分子。隨著美國和伊朗的沖突以及和伊拉克的戰爭，好萊塢電影中的阿拉伯狂熱分子的面孔越來越多。　　尤其是最近兩三年來，中國人成了好萊塢影片的新一批反面角色。　　在好萊塢近期的驚險和警匪片中，中國人的面孔頻頻亮相，他們無法無天、不守國際慣例、到處走私軍火、從事化學武器研制、進行核擴散，比起克格勃間諜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萊塢電影里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隨著中美關系的起伏發展，經過了非常曲折的過程。這是本章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在這之前，還是讓我們先回到好萊塢與美國社會和政治的大場景來，再看一看好萊塢的“好人”、“壞蛋”形象的刻板、固定的模式。　　好萊塢的電影，攝影技巧非常高超，編劇、導演十分精細，大明星演員表演起來，也出神入化。而且好萊塢的影片多數是耗費巨資拍成的“大制作”影片，娛樂性極強，看上去美煥美侖，動人心魄。視覺和聲響效果，都給觀眾帶來最大的感官刺激和享受。好萊塢電影的故事與人物關系，一般都不甚復雜。它不以扑朔迷離的情節取勝，而以高潮迭起、高速變換和高度緊張的場景見長。所以，好萊塢的電影雖然好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其實非常簡單。一般好萊塢的電影，都是“ 好人”、“壞蛋”的形象非常清楚，一目了然。　　好萊塢電影的人物形象，是最為類型化、程式化的。中國傳統戲曲和文革時期的樣板戲的人物類型化，也不過如此。但好萊塢電影把非常類型化的人物用逼真的生活化表演和極為真實的場景效果包裝起來，常常讓觀眾產生幻覺，忘了電影里的人物，都是最脫離現實的類型化角色。　　好萊塢電影的正派人物類型和角色不多，除了無往不勝、渾身是本領的孤膽英雄，就是機智勇敢、風流瀟洒的反間諜特工。他們的陪襯不是好色貪財、膽小愚昧的警察，就是渾渾噩噩的芸芸眾生。相對于寥寥可數的正面人物，好萊塢的反派類型卻琳琅滿目。好萊塢英雄面對的敵手五花八門，神通廣大，從五角大樓的五星上將，到羅馬黑社會的職業殺手，到克格勃的首領、蘇共中央書記，都是好萊塢影片上常常出現的反派角色。其實，許多好萊塢英雄的所作所為，與反面角色相差無几。兩者常常可以更換，全憑劇情需要。因為人物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與個性深度，反正都是類型人物，從好人到壞蛋，就象換個臉譜那樣，易如反掌。　　在美國公眾中塑造“敵人”和“局外人”一直是好萊塢電影的重頭大戲。好萊塢銀幕上的反面角色之多，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電影都無法相比的。可以說，好萊塢電影表現出強烈的“敵情”意識，始終在不遺余力地維護美國的價值觀和既定秩序。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好萊塢電影的制作模式上。　　“恢復秩序”也許是好萊塢電影中最流行的敘事模式。　　一般好萊塢影片的開頭，總是展示某種美好秩序。紐約的某個商人在阿拉伯石油國的生意正紅紅火火﹔某個專家去南美完成了一項重要工程，回到波士頓郊外溫馨的家中，與妻子兒女團聚﹔年青的銀行家剛剛在一個合同上簽字，正攜帶著美貌的女友去牙買加海濱度假…。．這時，忽然有一股恐怖分子或某個冒險狂徒，闖入了主人們的安祥快樂的生活，或劫持了紐約商人由中東返美的波音７４７飛機，或謀殺了專家的妻兒，或在旅館的酒吧誘拐了銀行家的女友。社會秩序受到險惡勢力的嚴重挑戰或破壞。這一切，差不多都發生在影片開始的兩三分鐘內，或干脆在播出片名的正片之前展現。在此危難之時，電影的真正英雄出場了。他代表著正義和秩序，猶如一陣旋風，立馬出擊。　　這時，銀幕上隨即出現的，便是本章開始時的場面：警車淒厲地呼嘯，風馳電掣地在高速公路上追逐…。．　　為了鏟除惡勢力，英雄與惡棍展開了殊死的搏斗。這搏斗的過程，往往包括了一個又一個凶殺、奸淫和打斗的鏡頭，竭盡感官刺激之能事。影片結尾，必是孤膽英雄與黑幫頭子或狂徒一對一地決斗。一場驚心動魄的血淋淋搏斗下來，英雄多半無損，惡棍必定完蛋。即使偶有英雄犧牲（這在好萊塢影片中極少發生），但美好秩序必定回歸，皆大歡喜。如果你看多了好萊塢電影，你一定會為中美兩國通俗文化中几乎一模一樣的“大團圓”心理感嘆不已。　　沿用這種敘述程式最多的，自然是早期的懸念、偵探片和今天的動作、驚險片。從希區柯克的懸念作品到詹姆斯﹒邦德（００７）系列，從反間諜片到當代的反恐怖電影，一部又一部，源源不斷。　　美國的電影有不少分類，主要有正劇（ｄｒａｍａ）、喜劇（ｃｏｍｅｄｙ）、動作（ａｃｔｉｏｎ）、驚險（ｔｈｒｉｌｌｅｒ）等類。影視檢查部門又根據影片內容，划分不同等級。Ｇ級（普通級）多數為卡通片，如迪斯尼拍攝的《獅子王》。ＰＧ級（家長指導級）已帶有不少暴露和暴力鏡頭，象００７系列。Ｒ級（少兒不宜或限制級）的片子里，則充滿了恐怖、凶殺、色情與暴力的鏡頭，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几乎無一不是滿口穢言臟話。你在美國的公共場合，看慣了彬彬有禮、說話文明的美國人，不得不對Ｒ級影片中差不多每兩句話就帶一個臟字眼的大多數片中人物，感到十分驚訝。當然，美國還有另一種Ｘ級“成人電影”，完全沒有什么情節，純粹為色情片。　　Ｒ級的影片是好萊塢電影的最大宗，也是最受歡迎、最為賣座的一類。美國每年生產的影片，Ｒ級的几乎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在中國近年上映的好萊塢“大片” ，除了極個別例外（如《廊橋遺夢》為ＰＧ級），差不多都是Ｒ級，包括深受中國觀眾喜愛的《阿甘正傳》。（這些片子在中國上映時，已經刪去了大部色情、暴力和臟話。）　　在Ｒ級電影中，票房價值最高、最受觀眾歡迎的，又非動作、驚險片莫屬。　　今天人們在議論起好萊塢電影的時候，多半對其渲染暴力、色情和非道德傾向深為反感。好萊塢大片近年來進入中國，大部分誨淫誨盜的情節和鏡頭都被“清潔 ”掉了，給觀眾留下來的，是令人眼花繚亂的明星演技、高耗費、高科技制造的音像效果，以及賞心悅目的畫面和鏡頭。　　但人們常常在得到感官滿足的時候，忘記和忽略了好萊塢的意識形態主題。那就是：維護現存秩序、美國的全球霸權，弘揚美國至上和美國中產階級價值觀。　　好萊塢電影中最受歡迎的動作片、驚險片，是以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和社會秩序為主旨的最重要的電影類型。這一點也算得上好萊塢電影的一大思想特色。　　這一特點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　　好萊塢電影誕生之初是美國勞工階層的主要消遣形式，而控制電影生產的則是當時的上層社會勢力。后者多是從原先的英帝國來到美洲，開辟新大陸的白人后裔，制造以自己為主角的美國神話是他們的追求。好萊塢電影從一開始貫徹的就是這些人的需要和他們關于自身的想象。　　事實上，好萊塢電影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所留下的明星長廊，實際上是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照相簿。這套價值體系具有驚人的持久力，一直是美國文化的主導。維護和擴張這套價值觀，也一直是包括好萊塢電影在內的美國文化的首要任務。　　在２０世紀的世界上，與前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工程相媲美的人類的又一大現代神話，就是“美國夢”。美國夢就象一部好萊塢的大制作巨片。它的開頭必定是新移民歷盡千難萬險，逃出自己災難深重的祖國，在遙遠的地平線上，瞥見了紐約港口的自由女神。這是激動人心的一刻。女神越來越近了……人們歡呼雀躍……《美國夢》這時在轟鳴的音響中，推出了片名字幕…… 　　美國夢的價值體系雖然在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和反文化運動中受到很大的沖擊，但制造自由美國的神話，以及塑造完美的美國人典型，卻是美國文化始終未曾放棄并樂此不疲的使命。　　任何一套價值體系的確立和鞏固都需要異己力量作替罪羊，對于好萊塢電影來說，這種對立物可以是外部的假想敵人，也可以是本國的新移民。　　主要是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一大批新人進入美國，這中間既有黑人和東方人，也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還有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移民。對當時的美國主流社會來說，這些后來者無疑是需要在思想和行為上進行改造的對象。　　對非主流文化和有色人種的刻意丑化，自然是當時的文化制品的一大任務，好萊塢電影是那時最流行的文化形式，也必然成為這一任務最有力的執行者。可以說，好萊塢電影從一開始就滲透著濃重的種族主義和美國至上意識。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看好萊塢銀幕上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中國在十九世紀末美國人的心目中，是落后、愚昧、腐朽的象征。而中國在美國的移民，也是美國當時的種族主義文化的犧牲品之一。好萊塢影片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些丑惡思想傾向的產物。　　好萊塢銀幕上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它們跟兩國之間關系的變化有密切的聯系。從早期的默片時代到現在，中國人在好萊塢銀幕上的命運也有過升降和起伏。但是，由于美國社會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未曾經歷深刻的變革，美國的文化和思想在發展上表現出很強的連續性，某些早期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的簡單化看法似乎有很強的生命力，一直主宰著美國公眾心目中的華人形象。　　美國公眾對中國人的認識有相當長的歷史。從１７８４年美國人羅伯特﹒毛里森派遣船只，自新英格蘭抵達中國海岸開始與中國接觸到現在，中美之間已有兩個世紀的交往。早期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美國商人和傳教士之口。從１８３０年起，美國曾有相當數目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他們也給美國人帶回了種中關于東方帝國的傳聞。但是，早期美國公眾對中國人的印象和看法，主要還是在與移民到美國的華人的交往過程中形成的。　　華人移民美國開始于十九世紀中期。從１８５４年到１８８２年，大約有三十萬中國勞工進入美國，參與美國西部鐵路的修建。另外，從１８５４年到１９４９年，另有兩萬多中國學子來到美國，在美國大學和學院里求學。他們與美國人的接觸和交往也構成了早期美國公眾認識華人的重要途徑。　　總的來說，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中，華人移民在美國的遭遇是令人心酸的回憶。從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來到美國西部的中國勞工除修建鐵路外，一般從事的多是賤活，洗衣是早期華人移民最典型的職業。但這段時間恰值西部的開發期，美國人正忙著淘金發跡，自然歡迎這些樂意擔當笨賤工作的社會新成員。這一時期的美國公眾對華人移民表現出高高在上的和善態度，稱華人是加利福尼亞的模范移民。在他們心目中，中國人勤儉、容易相處、尊紀守法。　　但是，所有這些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卻發生了巨大的轉折。　　隨著西部經濟前景的黯淡，美國的產業主們和權勢者紛紛煽動白人勞工的種族主義情緒，以轉嫁危機。華人勞工一變而成為威脅美國白人生計的邪惡勢力。美國公眾由此逐漸開始解除華人的工作機會，對他們表現出極大的敵意。　　在惡劣的經濟條件下，少數華人移民鋌而走險，走上犯罪道路。有的加入黑社會，并與中國東南地區的黑社會幫派勢力相互勾結，在北美的唐人街從事有組織的犯罪活動。　　就這樣，華人在美國公眾中的印象惡化起來，一些刻板化的描述紛至沓來：陰險狡詐、行動詭秘、詭計多端、欺騙成性、骯臟不堪、缺乏道德。……在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反華浪潮四起，輿論界也緊旗密鼓，大肆制造“黃禍論”。美國國會糾合各種政治勢力，于１８８２年通過了排華法案。這項法案之后歷經修改、增補，存在了半個多世紀，直至１９４３年才完全解除。　　十九世紀末這場聲勢浩大的排華運動，對之后華人移民在美的形象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時期關于華人所制造的種種惡意刻划也經久不散。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華人在美形象歷經變化、修正，但“黃禍論”在很大程度上框定了之后華人在美國媒體上的命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的命運。　　唐人街最先是華人移民為躲避針對華人的暴力活動，自發地在美國城市里建立起來的避風港。唐人街具有強烈的自給自足的性質，是早期華人謀求生存過程中的一個創造。早先唐人街的經濟活動極端有限，不外乎洗衣、餐館和古玩生意等。唐人街具有很強的封閉性，與外界接觸極少，這給唐人街添上了几分神秘。　　早期唐人街這種自成一體的特點，曾一度使它成為美國報章雜志的嘲笑和丑化對象：陰森可怖的唐人街是罪惡的滋生地，這里黑幫猖獗，妓女遍地，到處活動著吸食鴉片的流氓和惡棍。　　將唐人街與幫會活動和地下犯罪相提并論，在美國是一個持久的傳統，為后來的好萊塢電影恣意利用。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銀幕上的唐人街仍未能超離這個傳統，１９８５年出品的電影《龍年》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好萊塢電影刻划華人形象早于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默片時代。　　默片時代的電影對東方世界的態度帶有很強的獵奇性，總是著力夸大東西方文化的差異，而唐人街也几乎成為所有與華人有關的電影的選景地。早在１８９４年，美國就曾拍攝過一部近半小時的無聲片《華人洗衣鋪》（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ｕｎｄｒｙ　Ｓｃｅｎｅ），以鬧劇的形式展示了一名中國男子如何想方設法擺脫一個愛爾蘭警察的追捕。　　就象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美國廣為流行的“黃禍論”既指中國人，也指日本人一樣，早期美國電影中出現的華人也常與其它東方國家的人不相區別，統稱 “東方人”。默片時代的中國人形象具有極度的漫畫傾向，托地的長辮和伸長的指甲是被著力夸大的華人特征，影片中的中國人十有八、九是惡棍和罪犯。　　默片時代對中國人唯一比較正面的刻划是好萊塢早期的電影大師格里費斯（Ｇｒｉｆｆｉｔｈ）完成的。在其１９１９年的影片《破碎的花朵》（Ｂｒｏｋｅｎ　Ｂｌｏｓｓｏｍ）中，格里費斯塑造了“黃面人”形象，一個代表著尊嚴和和平的中國人。與“黃面人”相對立的是影片的主角，一位拳擊師。拳擊師暴戾凶殘，肆意虐待自己的女兒露絲，“黃面人”便承擔了保護和解救露絲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破碎的花朵》引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主題：東方男人對西方女子的異性追求。這樣的主題，在當時的西方人眼中顯然是無法令人接受的。為了避免過分的爭議，早期無聲片處理這種出格現象的方法，通常是讓一對東西方戀人雙雙死去。在影片《破碎的花朵》中，露絲死于父親的暴拳，而“黃面人”也命赴黃泉。　　通婚這一敏感主題在三十年代的有聲片中繼續得到發揮。在１９３２年的影片《閻將軍的苦茶》（Ｔｈｅ　Ｂｉｔｔｅｒ　Ｔｅａ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Ｙｅｎ）中，中國軍閥愛上了一位西方女子。但跟《破碎的花朵》一樣，死亡是解決這個難解的問題的唯一辦法。　　漸漸的，東西方異國情戀的主題產生了一個新的變形。　　在新的模式里，柔弱姣嗔的東方女子逐漸成為西方白種男人的獵物。而東方女子一見到高大威武的白人男子，往往情不自禁，急切地要投懷送抱。身材嬌小、一頭烏發的東方女子，對白人有一種特別的性的誘惑，是所謂“異國情調”的化身。在西方的大眾文化里，“異國情調”包含著強烈的性暗示。在美國的大多數色情場所，都赫然標志著“異國風情舞”（其實就是脫衣舞）等。性愛和色情本來就是好萊塢電影招徠顧客的看家本領。好萊塢早就把中國女子與白人男子的性愛和戀情故事作為表現異國情調的一個重要素材。這往往是好萊塢涉及中國人的電影著戲較多的情節，處理手法也有一定的套路。這在后面要討論的影片中可以看到。　　早期好萊塢銀幕上，貫徹“黃禍論”思想最徹底的形象，便是“付滿洲博士” （Ｄｒ．　Ｆｕ　Ｍａｎｃｈｕ）　。自１９２９年起，好萊塢曾經連續拍攝了一組以“付滿洲博士”為主角的電影，在美國公眾中影響極大，“付滿洲”由此也成了一個眾人皆知的銀幕形象。　　“付滿洲”系列電影中的主角是一個邪惡妖魔的化身。　　他集中了當時美國白人對東方華人世界所有最惡劣的想象，這也是好萊塢在塑造這一形象時的用意。當時好萊塢制片廠的宣傳材料曾這樣描寫“付滿洲”：“他每一次彎動手指，每一次聳動眉毛都預示著危險。” 　　在這些系列電影中，“付滿洲”總是幽閉在自己的黑暗世界中，構想和策划種種邪惡的勾當。他殘暴成性、詭計多端，精通五花八門、鮮為人知的酷刑，能調制稀奇古怪的毒藥。他周圍總是聚集著一群爪牙和幫凶，隨時聽候他的差遣，“付滿洲”由此也成了邪惡世界的主人。　　有趣的是，就象很多好萊塢恐怖電影中的魔鬼一樣，“付滿洲”時常在這部片子中遭到懲罰而死去，又在下一部電影里奇跡般地復活，從而演出了一個又一個的罪惡故事。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人民的反侵略事跡曾激起美國公眾的同情和敬慕。為了不冒犯公眾的情感，好萊塢在某部影片中，安排“付滿洲”自然死亡。這樣，這個中國魔鬼就一度從好萊塢影壇上銷聲匿跡了。　　但二戰結束后，冷戰揭幕，中美關系布上陰霾。尤其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美關系急劇惡化。“付滿洲”這個十惡不赦的惡魔形象，就又再次復活，并以更邪惡和恐怖的面貌，四出搗亂。這時候，好萊塢電影緊鑼密鼓，密切配合魔鬼官方的反共反華宣傳，積極扮演著冷戰意識形態宣傳戰的急先鋒角色。“付滿洲博士”在好萊塢的時起時落，就象中美關系和美國政治的一個晴雨表一樣。　　直至１９８０年，好萊塢還不放棄“付滿洲”這個形象，拍攝了《付滿洲的陰暗計划》。該片出籠后，立即激起美國華人世界的一片抗議之聲。由于該片本身粗制濫造，主題又是老掉了牙的故事，出籠后并無票房價值。好萊塢制片商覺得為這樣一部片子不值得惹麻煩，便低調處理。此事不了了之。　　“付滿洲博士”這個好萊塢精心制作的臉譜化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之后好萊塢刻划東方惡人的原型人物。　　這個“中國妖魔”的隱秘、詭詐特性，他的活動的幫會特征，以及作惡手段的離奇古怪等等，都被好萊塢反復利用、修改。加工。直到今天，任何力圖妖魔化中國的好萊塢電影，都不斷地回到“付滿洲博士”這個原型人物上面，鮮有偏離和創造。　　好萊塢電影對中國與華人形象一貫的惡意丑化和誣蔑，不但受到美國華人社會從未間斷的抗議和抵制，也曾引起當時中國政府的不滿。蔣介石政府雖然一貫巴結美國，但在中國民眾和旅美華僑的壓力之下，也屢屢通過不同途徑向美國表示抗議。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里，好萊塢似乎有所收斂，并試圖作一些彌補的工作，其結果之一就是另一個中國原型人物的產生。　　從二十年代中到三十年代，在好萊塢銀幕上另一個出現頻率很高的中國人形象就是偵探查理﹒陳（Ｃｈａｒｌｉｅ　Ｃｈａｎ）。　　據說，查理﹒陳的生活原型是一名活躍在火奴魯魯的華人偵探，經作家別格斯加工、改造，從二十年代起流行美國。好萊塢根據查理﹒陳探案故事拍攝了近五十部查理﹒陳系列電影，塑造了又一個較完整、統一的中國人原型。這些電影，如《查理﹒陳在巴黎》（Ｃｈａｒｌｉｅ　Ｃｈａｎ　ｉｎ　Ｐａｒｉｓ）、《紐約謀殺案》（Ｍｕｒｄｅｒ　Ｏｖ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等，現仍在美國錄象市場流通。查理﹒陳是好萊塢的一個比較獨特的創造。　　身為偵探，查理﹒陳是正義和法律的象征，他總能成功地協助美國警務人員將罪犯捉拿歸案。陳偵探表現出一定的智慧，具備一些破案手段，如在《紐約謀殺案》中故意給隱藏極深的罪犯以謀殺証人的機會。從而使其自露原形等等。但陳偵探所表現出來的智慧確非常有限。看查理﹒陳電影給人的印象常常不是陳偵探多么智慧，而是里面的警察何等愚笨。　　查理﹒陳的形象雖然是美國公眾認識華人移民的又一形象來源，他卻一直未被美國華人世界認可。　　這其中的原因來自這個形象本身。陳偵探曾先后有數位演員扮演，除其中兩部影片由日本裔男子出演外，其余影片的主角皆是美國白人演員。几十年來，在好萊塢演藝圈中，都基本看不到亞裔演員的面孔。大部分東方人的角色，都是由白人來扮演！特別象查理﹒陳這樣的“正面”角色，更是如此。　　這些影片中的查理﹒陳形象在外觀上表現出強烈的一致性：他舉止緩慢，外表謙卑，一幅馴服的模樣。他不近女色，但行為舉止卻缺少陽剛之氣，動作矯揉造作，女里女氣，頗有某種女性化傾向。他說話吞吞吐吐，英文說起來，滿口“洋涇?? ”，常犯語法錯誤，故意帶著怪腔怪調的濃重的中國口音。　　更有意思的是，陳偵探常好引用古代東方的格言警句，總結和歸納他的探案經歷，動輒“子曰詩云”。陳偵探在銀幕上所說的格言，如“理論，如眼鏡上的霧氣，常掩蓋事實”、“不經推敲的結論，就象在水面上戳洞一樣容易得出”等等，曾溶入美國的日常言談，常被用來貶低和嘲笑中國文化。設想一個由白人演員扮演的中國偵探，在現代化的美國大都市，滿嘴陳腐不堪的東方格言，行為乖張怪戾，怎么能不成為美國觀眾眼中的丑角笑料？而這樣一個中國小丑，已經算是好萊塢中國人形象中的正面角色！　　陳偵探身邊常出現他的二個兒子：一號兒子和二號兒子。他們所起的角色很象福爾摩斯邊上的華生醫生，但其愚笨的程度則到了滑稽的地步。　　跟“付滿洲”這個形象一樣，陳偵探在好萊塢銀幕上也有很強的持久力。　　１９８１年，美國導演希勞克投入六百萬美元，以舊金山唐人街為背景拍攝《查理﹒陳和龍女王之咒》（Ｃｈａｒｌｉｅ　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　Ｑｕｅｅｎ），再度約請西方演員出演陳偵探。據說，希勞克攝制組人員曾遭到唐人街數百位抗議者的驅逐，可見陳偵探這個形象與美國華人心目中的要求有多大的距離。　　關于查理﹒陳這個形象，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的女性化特征日后成為好萊塢刻划中國男人形象時又一重要形象要素。在很多美國人心目中，中國男子往往顯得麻木不仁、呆頭呆腦、拙于言談、毫無瀟洒和風趣。中國男人在外形上也大都是十分猥瑣瘦小，缺少陽剛之氣，與高大威武、豪爽奔放的西方人形成了鮮明對比。久而久之，在美國社會里，中國男人的形象又與“性無能”的種族主義神話挂上了鉤。這一神話，恰好與美國大眾文化中關于黑人男子“性亢進”的神話形成了對照。這兩種不同的種族主義神話，與好萊塢的電影形象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查理﹒陳這個人物，就是這一反華種族主義神話的化身。　　付滿洲和查理﹒陳是好萊塢早期電影史上兩個最重要的中國人形象，折射的是當時美國主導社會勢力對華人移民的基本態度。進入三十年代后期，尤其是在中日進入戰爭狀態以后，美國曾一度視中國為自己的同盟。相應地，美國媒介對中國及中國人的刻划也有所改善，昔日華人的惡魔形象現在暫時甩給了日本人。好萊塢為迎合戰時需要，開始嘗試拍攝以中國本土為背景的電影。　　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就是１９３７年以賽珍珠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大地》（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　　賽珍珠是美國最早以中國背景進行小說創作的一位美國作家。她的母親長期在中國傳教。塞珍珠本人雖然在美國出生，但下地三個月即被帶往中國，在那里生活了近四十年。賽珍珠曾根據自己在中國的經歷，寫就數部描寫中國底層農民的小說，并為此而榮獲諾貝爾獎。塞珍珠的小說在三十年代的美國廣為流傳，是當時美國人了解中國的重要來源，其中尤以《大地》最受歡迎。該小說曾在美國先后發行兩百萬冊，而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也極為成功。據統計，在電影發行之后的一段時間內，大約有兩千三百萬美國人看過這部電影，而別的國家觀看此片的人數高達四千三百萬。　　賽珍珠的小說所完成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在美國公眾心目中造就了中國底層人物的形象，向他們細致刻划了中國農民惡劣的生活狀況。她的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力圖在描寫中國底層社會的過程中，避免卷入任何國家利益的糾紛。　　電影《大地》在當時的美國取得轟動性成功，主演影片中的女主角阿蘭（Ｏ－Ｌａｎ）的美國演員露伊絲﹒雷納為此而榮獲奧斯卡最佳女演員獎。　　影片講述的是中國農民王龍（Ｗａｎｇ　Ｌｕｎｇ）和其妻阿蘭如何憑借勤勞、堅韌，與貧窮和天災作斗爭，從赤貧轉為富裕，創造一個四代同堂的幸福家庭的故事。影片試圖挖掘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農民與土地的深情和超驗性關系。　　王龍是一個貧窮但勤勞、樂觀的農民。他自幼喪母，在一間茅草屋里與父親相依為命。王龍生活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擊石取火，一年之中，只洗一回澡。但即便如此，影片中的王龍和四周鄰居都精神飽滿，對生活充滿信心。他們耕田種地，用自己的勤勞，謀求生存。影片以王龍去被稱為大宅院的富豪之家迎娶妻子阿蘭為開場。　　王龍一開始進城迎親時雖不乏喜氣和活力，但卻一幅謙卑、畏縮的模樣，以至大宅院的門房把他誤當小販。王龍的未婚妻阿蘭原是大宅院廚房里的下人，長年受盡欺凌虧待，王龍的到來對她來說是一個新生活的開端。在迎親回家的路上，阿蘭撿起王龍扔下的桃核，說桃核可以長成樹，由此第一次點明了賽珍珠試圖在阿蘭身上體現的主題：人與大地的關系。　　王龍與阿蘭婚后過著朴素而幸福的生活。夫妻倆勤于農務，不久又喜得貴子。阿蘭自豪地和王龍攜子重返大宅院，在眾仆人和大宅院主人面前大大榮光了一番。大宅院家運不濟，不得不出賣田地，王龍用多年積攢的銀元購下數畝麥田，王龍一家呈現出興旺的面貌。但天災卻不期而臨，飢饉遍地，王龍用重金購置的麥田成了顆粒無收的廢地。好吃懶做的叔叔勸說王龍廉價拋售麥田，堅信土地對農民的重要，說服王龍寧肯南下逃荒，也不出賣土地。王龍聽取妻子的話，攜全家老少搭火車南下，尋求活路。　　時值辛亥革命暴發，阿蘭在一次眾人對富豪之家的哄搶中，不期撿到一袋珍珠。這筆意外之財使王龍一家有足夠的資本回家，重振家業。回到舊家，王龍大量置地，并購下了現已破落的大宅院。面對財富，王龍開始萌生非分的念頭。在叔叔的誘使下，王龍娶來一名賣唱女子為妾，并終日懶散不堪，與小妾??混。面對這一切，阿蘭則表現出典型中國女子的忍耐和大度，想方設法使王龍改邪歸正。　　小兒子與二房偷情使王龍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他悔悟過錯，休掉二房，賣掉大宅院，重新回到土地上照料農務。蝗虫襲擊麥地，王龍在學農的兒子的幫助下，招呼左鄰右舍，與鋪天蓋地的蝗虫展開成功搏擊，使王龍更深切地認識到一個健康家庭的重要，并愈加珍視自家的田地。影片以阿蘭的死結尾，臨死前的阿蘭再次告誡王龍熱愛土地，王龍則深情地說“你就是土地。” 　　影片《大地》力求寫實，通片用的都是中國音樂。影片中王龍一家的曲折命運、主要人物自然率真、感情誠摯的表演，都給美國公眾提供了丰富的中國農民形象，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糾正了他們昔日對中國人籠統而模糊的認識。影片所展示的中國農民的堅毅、勤勞，在天災面前的無畏，以及在道德方面的分鑒力給當時的美國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大地》堪稱是好萊塢電影中一部表現人性美的杰作。它的可貴處，不僅在于提供了一個非西方民族和人民的真實可信的形象，而且在于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種族、族裔和文化的差異，來表現人類的生存困境和人類的意志與情感。　　但是，賽珍珠的小說及電影也在無意中制造了新的刻板形象，那就是底層中國大眾的艱辛。他們始終掙扎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中，用原始的生存手段延續生命，土地是他們唯一的生命圈。　　賽珍珠始終選取中國底層大眾的命運沉浮作為小說創作的題材，這中間不乏女作家對中國農民深深的同情與熱愛，但同時也滲透著她從家庭獲得的強烈的傳教士心態。在美國公眾看來，在遙遠的東方大地上與土地相依為命的中國普通百姓，始終是需要保護和拯救的對象。這很自然地會引導他們以救世主身份自居，飽含憐憫地看待這些在宗教信仰上未開化的人們。觀看鏡頭只對准活動在前現代原始落后環境中的底層人的電影，也同樣容易引導觀眾將其與統治他們的政府作尖銳對立。　　事實上，賽珍珠的小說及后來改編的電影成為之后美國人想象共產黨治下中國百姓生存狀況的重要資源。　　關于《大地》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女主角的表演。露伊絲﹒雷娜的表演雖然非常出色，但這位西方演員顯然有刻意表現中國女子逆來順受、溫順馴良的傾向。將東方女子刻板化為低眉頜首、受盡欺凌而不知反抗的受難者形象，一直是西方人對東方女子的主導想象。我們在阿蘭這位角色身上能明顯地看到這一點。　　但《大地》無論在藝朮上還是在票房上，都是一個成功。　　借著這種成功，好萊塢曾將賽珍珠的其它小說陸續搬上銀幕，如制于１９４４年的《龍種》（Ｄｒａｇｏｎ　Ｓｅｅｄ）等。影片《大地》拍攝之前，好萊塢曾與中國政府接觸，征求拍片意見。當時的中國政府希望影片的主角能由華人出演，但可惜的是，好萊塢最終未能答應這個要求。　　賽珍珠的中國系列小說在當時的美國是一個文化時尚。　　《大地》公演期間恰值中日戰爭，大量關于日軍在華暴行，如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的報導也紛紛傳回美國，激起美國人對侵略者的義憤和對反侵略者的同情。隨后，美國與日本的軍事沖突也逐步升級，最終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可以說，當時的政治氛圍，是象《大地》這樣的電影所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遠東的戰爭卷入了美國的安全利益。由此，從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美國新聞界對在中國發生的事情表現出相當大的熱情，戰爭自然是注意力的中心。太平洋戰爭期間，美國曾拍攝了一系列戰爭片、戰爭紀錄片，主要是幫助美國人了解他們的戰爭英雄在前線保家衛國的事跡。中國在這些影片中是一個重要的存在，中國人也就成了當時美國銀幕上的無名英雄。這些宣傳活動，給蔣介石治下的中國多少罩上了一點崇高色彩，國民黨政府在美的外交活動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但隨著戰爭的深入，尤其是在美國軍官頻頻進入中國，親眼目睹戰爭實況后，美國媒體上中國人的英雄色彩逐漸淡化。蔣介石抗戰的不力，以及政府內部不可救藥的腐敗成為四十年代中期美國媒介的注意焦點。蔣介石在國共較量中的徹底敗北，也結束了抗戰時期美國對中國的積極看法。　　１９４９年后，美國經受了“失去中國”的陣痛。　　“紅色中國”的誕生，以及隨后中國與共產主義蘇聯的結盟，讓美國人感到極為震驚。中國不但拒絕了美國的保護人身份，而且在建國伊始，就與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大膽較量。這一切，都給美國的對華政策和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態度投下了很大的陰影。美國媒體也轉瞬之間開始視這個遠東大國為不可測度的巨大威脅，種種關于中國共產黨“洗腦”、利用“人海”進行作戰的傳聞在美國報章上四處擴散，昔日的“付滿洲”東方惡魔形象又開始在好萊塢銀幕和美國電視屏幕上復活了。　　五十年代前后，美國拍攝的關于中國的電影基本上分為兩類：一是歷史片，其中絕大部分以晚清和民國初年為背景﹔二是反共片，描寫紅色中國的政府和社會，旨在誣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制度。丑化中共干部常常是這些影片的重要內容。他們常常是一群欺壓百姓，草菅人命的無恥之徒。好萊塢影片最流行的鏡頭，就是中共干部在水稻田里奸污青年農婦。這些影片的制作，極為粗制濫造，大部從台灣的反共作家那里取材，對中國的描述，完全出于想當然。　　從四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早期，好萊塢直接涉及種族問題的電影比較零星，因為這一時期好萊塢電影的重頭大戲是冷戰。非美活動委員會入主好萊塢，種種以間諜戰為主要內容的影片陸續出台。冷戰電影針對的頭號敵人是蘇聯，但這些片中也不時出現東方面孔的中國間諜。這些影片雖然是應冷戰臨時需要炮制的，但對以前的電影形象和語言的借用卻一目了然。　　１９６２年發行的《不博士》（Ｄｒ．Ｎｏ）就是一部結合了種族主義和冷戰意識的片子。　　《不博士》是著名的００７系列中的一個單元。影片講述的是風流倜儻的英雄詹姆斯﹒邦德只身前往牙買加，深入不博士針對美國卡那維拉爾角軍事基地的罪惡魔窟，成功搗毀不博士的陰謀集團，為美國安全機構鏟除隱患的故事。　　００７影片中的壞人，大部分是蘇聯間諜或西方人。但不博士是一個例外，他是個中國人。　　影片依循００７系列英雄加美女的一貫套路，展現邦德如何智勇雙全，無往不勝。但影片中比較有趣的是不博士這個中國人形象。他雄霸牙買加的某個無名小島，糾集了一群有精良裝備的中國士兵，在岩石山洞中秘密研制和安設核武器。　　不博士很顯然是付滿洲形象在六十年代的翻版。　　他身著中山裝，戴黑手套，倒梳的頭發油光可鑒，一幅陰險狡詐的模樣。他最富東方特征的活動，就是施放毒蜘蛛殺人，用蒙汗藥把邦德和他的金發女郎弄暈，諸如此類。　　但在《不博士》中，這位東方惡魔威脅的是美國的安全利益。在加勒比海的小島上將核彈頭對准美國的軍事基地，不博士這個形象傳達了美國冷戰時期最典型的核畏懼心理。將東方古老的殺人手法和現代高科技雜揉在一起，這可以算得上是這部影片的一大特色。　　進入六十年代中后期，美國的種族沖突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黑人民權運動席卷美國，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同時激起美國公眾，尤其是青年人的不滿。爭取權利的黑人與激進的美國青年與政府的對抗逐步升級，政治風波此起彼伏。這一時期，毛澤東以人民為主角的文化革命對當時美國的政治運動產生了很大影響，其政治綱領也有很多的追隨者。１９９５年美國拍攝的《黑豹》一片對這段歷史有所展露。影片以１９６７年開始的美國黑人組織“黑豹黨”成員的命運為內容，揭露美國主流社會勢力以及情報機構對黑豹黨成員的無情鎮壓。　　可以說，六十年代是美國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一個分水嶺。自此以后，美國的種族矛盾在美國媒體上被逐步淡化。不少有色人種群體開始有了自己的娛樂實體，象美國的黑人就逐漸創造了自己的影星，電視上也出現了以黑人為主角的電視連續劇。但似乎華人在美國媒體上的不公正待遇持續的時間則要長得多。這里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華人作為一股政治勢力在美國社會中相對薄弱。　　從七十年代開始，好萊塢逐漸創造了一種新的電影類型，與中國人形象關系密切，這就是七十年代早期風行美國的中國功夫片。　　李小龍是這一電影類型的始作佣者。　　李小龍主演的功夫片對美國青少年影響極大。直到今天，很多美國青年人一說起中國，便會提到功夫和少林寺。一個黃面孔的中國人，能領銜主演一系列流行美國的電影，這不能不說是李小龍的驕傲。但看李小龍的功夫片，再反問一下這些電影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好萊塢銀幕上的中國人形象，我們會發現，這個問題并不那么容易回答。　　銀幕上的李小龍自然是正義的化身，揚善懲惡是這個銀幕形象所要傳達的道德信息。應該說，就其一身浩然正氣，在銀幕上淋漓盡致地展現東方武藝這一點而言，李小龍所塑造的是一個積極的中國男子形象。但李小龍這個形象，在很多方面卻是模糊不清的。　　李小龍在功夫片中的活動場所不外乎唐人街、香港、曼谷，他對付的惡人多半也是東方罪犯，但李本人的政治身份卻往往不清不楚，甚至很多時候是受美國警務機構的委派。可以說，李所卷入的斗爭常常是在西方正義和東方惡棍之間展開的。這些在１９７３年李的重要作品《勇闖龍灘》（Ｅｎ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中表現得最為清楚。　　在這部影片中，李小龍受美國某家警務組織的派遣，隨同數位美國武朮行家，前往美國海域某個不明國籍的海島，偵察和摧毀隱藏在那里的一個華人犯罪集團。整個故事情節跟《不博士》之間的雷同比比皆是。　　海島的主人是個中國人，名叫漢先生。漢先生在裝束和言談舉止上與不博士如出一轍，同是付滿洲的翻版。漢先生身邊也同樣有一群武藝高強、對主子唯命是從的走狗、聽差。他的住所也同樣是機關密布、暗道無數。漢先生利用這一方天地，從事的是鴉片走私和賣淫等典型的唐人街式犯罪活動。　　漢先生獨霸一方，除三年一度的武朮大會外，與外界几無公開接觸。武朮大會的目的一是掃除對手，二是物色可靠的幫凶和外界的代理人。　　李小龍佯裝參賽，暗中與島上的線人接頭，深入漢先生的密室察訪﹔最后，在與漢先生的決戰中，李以武藝和智慧殲除了這個惡人。影片結尾處，美國派出的直升機在海島上空飛翔，李小龍對著銀幕露出勝利者的表情。　　李小龍這個銀幕形象，仍然是一個刻板、單薄的好萊塢類型化人物。道德上，他完美無缺﹔武藝上，他蓋世無雙。這一切都賦予他超然的不真實感。但是，李小龍因為是一個亞裔演員，他的形象就與好萊塢典型的美國式英雄有一個重要的不同。　　　　作為一個無所不能的男子漢，李小龍卻始終不近女色，面對種種色情誘惑，他一直坐懷不亂，目不斜視。這與詹姆斯﹒邦德的艷遇不斷，風流韻事不停，形成了鮮明對比。好萊塢電影從來就不會把男子在性和情欲方面的節制當成好事來正面歌頌。恰恰相反，在李小龍這個形象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傳統的繼續，即剝奪東方男子的性征象，把東方男子刻划成性無能、性冷淡的無用之徒。李小龍毫無浪漫情調的呆板形象，又把東方男子刻划成為根本缺少人情味、除了一味蠻打蠻拼，毫無對女性的溫情和紳士風度的土人。由于李小龍的功夫片情節和節奏緊張緊湊，具有很強的娛樂性，擁有很多觀眾。這也體現了好萊塢電影的一個巧妙之處：將種族主義偏見揉進老少咸宜的娛樂故事之中。　　但從八十年代以來，美國涉及華人題材的電影呈現出了復雜多元的風貌。　　一方面，好萊塢仍有不少制片廠和導演在老調重彈，繼續生產舊式反華反共的電影，制作以查理﹒陳和付滿洲為主角的新單元﹔另一方面，華裔群體慢慢有了自己的導演和演員，開始在美國影視界占據一片天地，制造自己的聲音。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正方（Ｐｅｔｅｒ　Ｗａｎｇ）和王衛恩（Ｗａｙｎｅ　Ｗａｎｇ）。他們或是加入某些取材中國或描寫華人生活的影片的攝制組，利用自己的身份來影響電影的制作﹔或是自籌資金，獨立制片，力圖撇開舊式好萊塢電影的條條框框，在選材、演員的選擇和攝影諸方面貫徹自己的思路，從而來瓦解美國主流社會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反華偏見。他們的工作正逐漸在產生影響，給美國的銀幕增添了新的氣象。　　八十年代，尤其在里根入主白宮以后的數年中，美國至上的意識在美國極度膨脹。里根不遺余力地貫徹共和黨的政治主張，保護大商人利益，取消或調整諸多限制公司合并的法規，大張旗鼓地推行全面市場化經濟策略。在國際事務方面，擴張主義盛行，“星球大戰”計划被宣傳得震天響，軍備競賽成為美國外交事務的主音。這些舉措鼓動力極大。霎時，關于美國至上的宣傳幻象俘虜了每一個美國人的心，全美上下沉浸在關于自身繁榮和輝煌的想象之中。　　演員出身的里根象是把好萊塢風格帶入了美國政治，一言一行都講究劇場效果。當時的美國似乎也成了一個大劇院，上上下下觀賞著從白宮頻頻出台的政治表演。在這樣的政治和社會氛圍中，大肆渲染美國在全球的霸權地位，制造新的美國神話，就很自然地成為這一時期美國傳媒和大眾文化制品的首要使命。就美國的內部環境來說，拿種族問題大做文章，在公眾心目中樹立人人認同的美國人典型，顯然是文化界的當務之急。　　米高梅公司１９８５年拍攝的《龍年》（Ｙｅ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就是這樣一種政治環境中的產物。　　《龍年》選取紐約唐人街為拍攝現場，是八十年代美國涉及華人題材的影片中最有爭議的一部。主要原因是該影片公演后，在美亞裔社團和媒介實體曾舉行多項抗議活動。由于抗議活動聲勢浩大。美國新聞界也無法裝聾作啞，曾在全國范圍內對抗議活動進行報道。迫于輿論的壓力，米高梅公司事后在影片的開頭特別附加了一條聲明，稱該影片無意誣蔑或無視亞裔群體，特別是華裔群體的諸多可敬可貴之處，如影片中的內容與實際生活中的任何組織、團體、個人或唐人街有雷同之處，那純屬偶然云云。但影片拍的是唐人街，講的是華人的事，上述聲明的虛偽之處自不必待言。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以來，華人群體針對美國媒體的不公正所發動的抗議活動頻頻發生。除《龍年》所引發的抗議行為外，１９８１年舊金山華人憤怒驅逐“查理﹒陳”攝制組。１９９４年紐約華人社團就《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的出版一事，紛紛抗議美國主流出版界借攻擊毛澤東而大肆誣蔑中國人和中國文化。１９９５年，美國哥侖比亞廣播公司（ＣＢＳ）的華裔電視新聞主播宗毓華，毫無根據地誣蔑中國在美國留學和工作的人中有許多間諜，引起華人社會一片強烈的抗議之聲，后以ＣＢＳ公開向華人道歉結束。１９９６年亞特蘭大奧運期間，美國國家廣播公司（ＮＢＣ）的體育播音員科斯特思又在奧運會報道期間對中國和中國運動員惡意中傷，再次引起在美華人的的抗議行動。從這些一連串的事件中，已足見美國社會中反華意識有何等頑固。　　影片《龍年》是一部典型的警匪片，講的是越戰老兵斯坦利﹒懷特新任警察之后，如何整頓美國的治安死角－唐人街的故事。　　跟以往的唐人街影片一樣，《龍年》中的唐人街也依舊是黑幫活動猖獗，槍殺事件似家常便飯。販毒、強行收取保護費、利用非法移民從事違法生產活動、暗殺甚至割去人頭等等惡性事件，在影片中比比皆是，看來觸目驚心。但與舊式影片略有不同的是，此片中的唐人街也有其華麗和繁榮的一面。龍騰虎躍的迎新場面、富麗堂皇的酒家、鋪張冗長的種種儀式，以及衣著整齊的靚女俊男，給這個華人聚集區增添了几分浮化、頹廢的色彩。但唐人街這些表面的繁榮和艷麗卻掩蓋不住它暗藏的齷齪和罪惡，影片就是要表現這樣一個主題。　　影片以代表正義和秩序的斯坦利﹒懷特和唐人街黑幫的新“教父”周泰（尊龍主演）之間的較量為線索，展現懷特如何憑借其嫉惡如仇的正義感和一往無前的執法決心，一舉鏟除周泰所代表的邪惡勢力，証實自身的價值和尊嚴。影片中較有意思的是這兩個人物的象征意義。　　懷特先生顯然是英雄的化身。　　但美中不足的是他本人卻是一位波蘭移民，他的住所就在很不起眼的波蘭人街區。很明顯，就其目前的處境和身份而言，懷特絕對算不上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美國人。懷特無疑急于要表明自己就是美國社會的主人，為此目的，他還改換了具有明顯波蘭人特征的姓。警察的職業似乎給了這位千方百計想做美國人的邊緣人物一個絕好的機會，那就是在整頓唐人街治安秩序的過程中，找到一位與他心目中的美國人原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并將其制伏，以此來實現他夢寐以求的美國主人身份。　　這個局外人當然就是唐人街地下勢力的新族領袖周泰。　　周泰年輕氣盛，英俊瀟洒，明顯代表了唐人街幫會中的新生勢力。他對自己的幫會由几位老人當家的局面極為不滿，決意要革新舊世界，爭做唐人街新的龍頭老大。　　　　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幕槍殺的場面，唐人街德高望重的掌門人杰克﹒王在鑼鼓喧天的新年慶典上被暗殺身亡，而密謀刺殺他的，就是他野心勃勃的女婿周泰。掃除了王的權威之后，周泰實際上便成了唐人街黑社會的大哥大，把持了幫會的所有業務。　　周泰為重振家業所實行的一項重要舉措，就是給幫會的毒品生意開辟新的局面。這項生意原是唐人街和意大利人在美黑幫的合伙買賣，而周泰對前輩們堅持和氣生財，與意大利人慷慨分成的做法很不以為然。面對前來洽談生意的意大利人，他撇開一切舊約陳規，執意要重新調整分成比例，使來人大為憤怒，指責他目無尊長。為解決毒品的貨源問題，周泰單槍匹馬，只身前往泰國金三角，以軍火換白粉，與泰國毒梟定下長期買賣的君子協定。為掃除競爭對手，臨行前，周泰還借宴請的機會殺了多倫多毒販，隨身帶上他的人頭，從而確保了泰國之行的成功。他的這一系列舉動確立了他在唐人街黑社會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周泰和懷特在影片中構成了一對黑白分明的尖銳對立。周泰似乎從來不理會美國社會的流行觀念，他為自己所設計的奮斗目標與他的華人身份密不可分。他心目中的最高榮耀是在唐人街出人頭地，做這個屬于華人的特別社區的一家之主。他極端仇外，關心的只是自成一體的唐人街，與一心想擠入主流社會的懷特實非一路人。　　影片將這樣兩個人物安排成邪惡和正義的抗爭，其用意無非是要把懷特樹立為大家效仿的典范，褒獎他對以白種男子為代表的美國主流價值的忠心耿耿。而周泰當然是為確立這些價值的合法地位所需要犧牲的對象。周泰和懷特的較量，最后以周泰的失敗而告終。在影片的結尾處，被懷特追逐得筋疲力盡的周泰跪倒在鐵軌上，從懷特的手中接過手槍，飲彈自盡。　　《龍年》的巧妙之處是通過兩個皆不夠格的美國人的爭斗故事，來傳達“真正的美國人應該是什么樣”的道德信息。《龍年》的別出心裁還在于，在周泰和懷特的對立之外，影片還安排了一個在華人群體和白人正統之間先是搖擺不定，而后終于認同后者的角色，這就是華裔姑娘朱翠喜。　　懷特與翠喜之間性和情的糾葛是影片《龍年》的另一重要敘事線索。翠喜的職業是記者，揭露唐人街的黑暗面似乎理應成為她的職責。懷特從一開始結識翠喜起，就立意要征服和改造這位異族女子。他約請翠喜在唐人街最豪華的酒家吃飯，試圖說服這位記者與自己合作，全力揭露華人社區的違法亂紀現象，并由他提供消息來源。起先，翠喜對懷特的這番游說大不以為然，對這位自以為是的警官表現出一定的戒備。但影片隨即插入了一段精彩的槍殺戲。在這節歷時好几分鐘，場面性極強的槍殺戲中，懷特英雄救美人，顯示了足夠的勇猛和風度，初步嬴得了翠喜的芳心。隨著故事的發展，這對英雄和美人經歷了一段戀愛，他們時而吵架，時而又萬般激情地做愛，這些都是好萊塢影片必不可少的調味品。影片結尾時，懷特和翠喜在唐人街嘈雜、擁擠的人群穿行，各自朝對方跑去。　　翠喜是影片中一個耐人尋味的人物。她除了擔當華人中愿意放棄自己的群體，主動接受主流社會對移民的要求和期待這樣一個角色之外，還延續了好萊塢電影再現華人女子的一個傳統。那就是，西方男子才是她們心目中真正的男子漢，而她們也常常是西方打開東方封閉世界的缺口。關于這一點，影片中對周泰和懷特各自扮相的截然不同的處理就很說明問題。影片中，懷特始終男子漢氣概實足，和翠喜表演床上戲時更是魯莽有余﹔而周泰則通片西裝筆挺，梳理得整潔出奇，表現出強烈的陰柔化傾向。影片自始至終，也未見其身邊出現一位紅粉麗人。　　《龍年》拿華人當靶子來重建美國神話，其惡毒用心實不足取。其中最發人深省的是影片中所展示的唐人街和實際的華人生活之間的巨大距離。了解當代在美華人生活的人都知道，華人在美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尤其在科學研究方面，華人正日益成為一股主導力量。在唐人街內部，經過前后數代人的辛勤努力，華人自力更生，開辟了各種不同的行業，創建了無數的企業，為美國社會提供了數目可觀的就業機會。　　好萊塢電影是美國社會商品生產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對于維護、再造美國社會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更其了其他任何文化媒介所無法代替的核心作用。透過好萊塢電影對華人的刻划，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多年來的種族主義偏見，是多么根深蒂固。好萊塢電影對于華人在美國社會的巨大貢獻視而不見，從未正面表現過一次華人在美國科技、教育和商業等領域里的活動。對于在美國之外的中國人和中國本身，好萊塢的偏見也從未有過減少。　　冷戰結束后，前蘇聯這個“邪惡帝國”解體，好萊塢在一度時間內，失去了几十年一貫的反面形象。于是，尋找新的“壞蛋”成為近年來好萊塢電影的一大任務。　　中國和中國人在最近一些年來的好萊塢電影里，尚未取代前蘇聯的地位，但已經有一些跡象，表明好萊塢開始把眼光轉向中國。１９９５年美國的一部高耗費、大制作巨片《紅潮激浪》（Ｃｒｉｍｓｏｎ　Ｔｉｄｅ），內容與中國大部無關。這部片子娛樂性很強，毫不比近年中國進口的好萊塢大片遜色。但影片開始時，卻穿插了有關中國西部核基地的背景故事。影片中的戰爭狂人，企圖發動核爆裝置，炸毀中國核基地，誘發新的全球大戰。影片影影焯焯，暗示中國軍方在這場陰謀中有某種參與。但對此只是匆匆帶過，語焉不詳。類似情節，看來有待進一步加工。但該片透露的傾向，卻值得注意。　　然而，中國國內的觀眾最近一些年來，對于進口的好萊塢大片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掀起了好萊塢電影熱。中國觀眾被好萊塢電影的娛樂性和高超的電影技巧深深吸引。這并非是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但如果在欣賞好萊塢電影的時候，不家思索地全盤照收好萊塢宣揚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更有甚者，對其中的種族主義和西方至上的文化偏見津津樂道，那就應該好好反省一下了。　　最近一些年來，好萊塢出現了一些新的中國人形象和演員，也有一些中國人，進入好萊塢主流影片的編導制作圈。好萊塢演員中的中國面孔，大家最熟悉的，也許算陳沖了。陳沖的確是從中國大陸的電影界到美國，在好萊塢闖出了一片天地的矯矯者。但她的經歷也非常曲折艱難，有許多辛酸故事。　　陳沖最初在好萊塢影片里，只能扮演白人老板的小妾之類的配角，如電影《大班》。美國的主流媒體，如《時代》周刊，在報道陳沖演《大班》時，聳人聽聞地渲染什么“中國最紅的女明星，曾是中國革命電影中的女英雄，現在扮演‘最腐朽墮落的洋大人奴婢’，這是‘資產階級精神污染’的勝利”等等。這時中國正在開展“清楚‘精神污染’運動”，而幸災樂禍的美國媒體，借題發揮，利用陳沖大作文章，乘機把中國國內的局面大大丑化一番。而正在好萊塢努力求發展的陳沖，對此也是有苦難言。后來，陳沖逐漸扮演了不少角色。在囊括奧斯卡大部分獎杯的《末代皇帝》里，她扮演女主角婉蓉。但是她和扮演男主角的華裔演員尊龍，卻與奧斯卡無緣。　　無獨有偶，１９９５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等多項獎的獲得影片《感性與理性》的導演，也是一個中國面孔，他就是來自台灣的導演李安。這位影片的靈魂人物，卻眼睜睜地看著獎杯跑到他一個個打下手的白人手里。大多數華人看到此，都為李安感到紛紛不平，對奧斯卡評獎人的偏見深為不滿。　　盡管如此，中國面孔的演員仍漸漸走入好萊塢影圈。如香港演員成龍和他扮演主角的《紅番區》，在好萊塢創下了可觀的票房價值。香港導演吳宇森執導的美國西部片，也獲好萊塢影壇認可。不少港台導演，都在摩拳擦掌，力圖打入好萊塢。一些中國大陸導演和演員，對此也未嘗不躍躍欲試。　　電影本是全人類共有的精神財富，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最近世界電影界的國際化趨勢在不斷加強，許多中國電影、演員和導演，近年來也在國際影壇展露頭角。好萊塢白人一統天下的局面，正在打破。這些都是值得慶賀的事。　　但是在慶賀的同時，我們不應忘記，好萊塢電影從根本上來說，仍然是美國商業化文化的產物，是美國和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最重要媒介。好萊塢在歷史上，曾以其強烈的種族主義偏見和冷戰政治色彩，扮演過妖魔化中國和中國人的急先鋒。對于好萊塢模式宣揚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它所大力渲染的美國和西方的種種神話，我們都不能不加思索地全盤接受。～～～～～～～～～～～～～～～～～～～～～～～～～～～～～～～～～～～～　　　　　　　　　　　　　關于中國的暢銷書　　　　　　　　　　　　　﹒飛瀑、史安斌﹒ 　　你只要走進美國的任何一家商城（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都會看到大大小小許多家書店。如果你去紐約、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這樣的大都市，都可以找到相當規模的圖書城。那兒有琳琅滿目的各種書店，經銷著許多不同種類的書籍，令你眼花繚亂。就是在遍布美國各個城市的飛機場候機樓里，到處都有書店和報亭。美國的城鎮鄉村到處都是加油站，在加油站的小賣部里，你總能看到報刊架和暢銷書架。此外，美國的任何一家超級市場，都有書刊專架，并且都在最顯眼、最方便的位置──通常就在門口付款處。你買好了食物和日用品，准備付賬時，順手就會從付款台旁邊的架子上，取下一本雜志或暢銷書。書刊架子挨得最近的是香煙架子和口香糖、巧克力架子，這些架子上的東西，自然是美國人日常生活用得最多的必需品。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書的王國，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種書籍出版、上市。當然，影視錄相占據了美國文化市場可觀的地盤，在美國，到處都有對所有的人開放的公共圖書館，而且現在有越來越多的人用電腦的信息聯網、多媒體軟件來“看”書。盡管如此，書刊的出版卻從未有過低潮，而是越出越多。　　毫無疑問，各種暢銷書是美國出版最多的書。暢銷書的最大特點是暢銷，是“ 最佳銷售品”──這本來就是英文“暢銷書”ｂｅｓｔｓｅｌｌｅｒ的直譯。　　暢銷書在美國，完全是按照市場需求生產出來的商品，是市場廣大而又盈利丰厚的誘人的商品。美國的書價不菲，一本二三百頁的精裝書，差不多要賣到三四十美元或更多。而專業書、教科書，則動輒就要六七十美元一本。就連象嚼過的口香糖那樣隨處可棄的平裝本暢銷小說，一本起碼也要六、七塊美金。但美國人愛看書也愛買書、藏書，書刊雜志是美國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作為商品，暢銷書首先要迎合消費者的趣味。作為文化商品，暢銷書又不象一般商品那樣，要靠大量廣告來誘導消費者，而是靠本身的內容來吸引讀者，引導讀者。因此，暢銷書象影視、時裝和旅游業等大眾文化產業那樣，具有既能制造、引導，又能迎合消費者趣味的雙重特征。美國的暢銷書的這種雙重性，尤其突出。　　美國的暢銷書細講起來，又有這么几大特點：　　首先是時效性。美國的暢銷書商人和作者，對時下人們談論。關心的熱門問題，當前流行的種種時髦，具有高度敏感，能以最快的速度，寫好和出版有關最新話題的書籍。如９６年入秋，美國最熱鬧的政治話題是總統大選，就有一大批書談大選，談美國的歷屆大選和總統，談各位總統候選人。　　暢銷書吸引讀者的又一大特點是趣味性，而美國的文化制作者們在把握和制造趣味方面，個個都是高手。這是因為美國文化一個最重要的基地就是好萊塢，好萊塢是一切趣味、娛樂的源泉和樣板。美國的流行文化都以好萊塢式的趣味和娛樂性為核心，象總統大選這樣的事情，也是趣味和娛樂的大好話題。比如現總統克林頓，有不少花邊新聞，媒體大作文章，暢銷書也毫不落后。最近有好几本書出籠，專講克林頓的花花故事。還有一大批書，以美國最年青而又最風流的總統肯尼迪和他夫人的故事為主題，大講這對風流伉儷各自的婚外情、風流事。克林頓會不會對此很生氣？不必擔心，他的公關隊伍一向要為他樹立一付肯尼迪般的年青瀟洒、風流倜讜的形象，媒體和暢銷書為他增添些花絮，本是求之不得。　　美國暢銷書的趣味離不開煽情和聳人聽聞。書市上于是就充斥著暴力、色情、恐怖和丑聞。誨淫誨盜不僅是好萊塢的專利，報刊雜志、流行音樂、暢銷書，無不對性與暴力的主題趨之若??。美國的大眾文化的反道德傾向，隨著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唯我獨尊的一代”（Ｍ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長大成人，有增無減，已成為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最近有一位心理學家，寫了一本《俄菲麗婭的復活》的書，就是專門批判、揭露美國暢銷書和大眾文化對美國青少年一代的危害的。這本書的作者指出，美國少女自殺率二十年中增長了三百倍。這是因為美國的青少年（特別是少女）被影視和暢銷書等大眾文化產品包圍了。他們與自己的父母親人的關系，遠不如與影視作品中的明星和虛構人物來的親近和熟悉，而這些人物不但多半純屬虛構，而且毫無道德感與社會公德感，除了宣泄色情，就是鼓動暴力。諷刺的是《俄菲麗婭的復活》也是一本暢銷書，作者提出了美國社會嚴峻的青少年問題，但最后也不過是開了一堆解決問題的空頭支票而已，并不敢太冒犯大眾文化制造商，因為作家本人很明白，自己的書要暢銷，到頭來還是要靠大眾文化市場的流行趣味。　　暢銷書又是最擅長制造親切感的。作者一枝生花妙筆，能把最嚴肅最荒誕、最恐怖最離奇的事情，娓娓道來，讓讀者讀起來津津有味，興趣盎然。同時，作者又以平等幽默的口吻，來打動讀者，讓讀者感到：這一切故事和事件，原來都能被我理解和掌握，不過如此而已。不知不覺之中，讀者為自己的聰明和力量所感動和陶醉，而這種感動和陶醉，往往會超過對故事中人和事的感動。你能不深深感激作者嗎？不正是那善解人意的作者，讓你經歷了一番驚心動魄后，體悟到你自己的力量、智慧與幸運嗎？這也許是美國暢銷書作者們的專長，他們總是能夠用非常巧妙的手法，來讓美國的讀者為自己生為美國人的優越而深感自豪。這正是好萊塢電影包含的永恆的信念：無論發生了什么事情，也無論在什么地方，最后的英雄都是美國式的英雄，對一切都滿不在乎，對自己則永遠充滿信心，因為他永遠是最幸運的，永遠是最有力量的。　　美國暢銷書的種類，粗分起來，有三大類：一是各種小說作品（ｆｉｃｔｉｏｎ），二是所謂非小說（ｎｏｎｆｉｃｔｉｏｎ），第三類則是各種實用書籍。暢銷書類的小說不是文學作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而是浪漫故事（ｒｏｍａｎｃｅ）、驚險故事（ｔｈｒｉｌｌｅｒ）、科幻故事（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是通俗、流行的娛樂與消遣物，而不是高雅、嚴肅的文學經典。在美國書店里，從荷馬到卡夫卡的文學作品，都專放在“文學”欄目，涇渭分明，是不能與暢銷書混在一起的。實用書主要是財經、科技、體育、飲食、娛樂、旅游等。非小說包羅萬象，從政論、傳記到新聞、歷史，是暢銷書中范圍最廣，也是最為暢銷的書籍。以１９９６年９月的一般美國書店陳列的暢銷書為例，前十部暢銷書里，有六、七本都是非小說類的。我們在本章談到的有關中國的暢銷書，都是屬于非小說類的傳記和紀實文學。暢銷書的排行，講究很多，一般是《紐約時報書評》的排行榜最具權威，加上各家報刊、書市的排行，差不多就可以列出本月的暢銷書來，你走進任何一家書店，迎面看到的第一排書架，就是當月的暢銷書了。　　且讓我們瀏覽一下９６年初秋的暢銷書，好有一個較具體的印象。　　排行第一的是《迪伯特原則》，是一本講最新的市場和小企業關系的書，是教人發財致富的，排在第一，理所當然。美國微軟電腦公司的年青老板彼爾﹒蓋茨的傳記也長期名列第一。另一本具首位多時，經久不衰的，是美國黑人將軍科林﹒鮑爾的自轉《我的美國之旅》。這几本書都是講如何成名、如何發財的。　　名列第二的是《無限制的通道》，講的是白宮里面的美國聯邦調查局情報人員的活動，是一本暴露政壇秘密和偵探類的紀實文學。這種書永遠都是最受歡迎的，要想在暢銷書排行榜上列據首位，聳人聽聞和時效性最要緊。象《無限制的通道》，講的就是最近一兩年內在白宮發生的故事。　　第三本是克林頓為競選連任所寫的半政論、半自傳、半預言性的《希望與歷史之間》，但這本書實際上也許比不上第四本更受美國讀者歡迎，那就是一本關于肯尼迪夫婦的書《過于人性－－杰克與杰姬的愛情故事》。象寫“杰克與杰姬”各自風流故事的暢銷書最近還出了許多本，好象有越出越多的趨勢。美國人現在對政客們冠冕堂皇的說教越來越喪失興趣和信心，倒是對他們“過于人性”的一面，即愛情、浪漫風流的一面更感興趣。當然所謂“過于人性”的說法值得懷疑，因為這里面的“人性”無非是政客們的婚外情、多角戀、風流事，給暢銷書作者們大加渲染一番，“人性”是多了不少，但道德和法律觀念也越發淡薄。克林頓的共和黨對手多爾，一向以自己潔身自好，無風流丑聞而自豪，并時時不忘扮演道德衛道士的角色。但美國人很多都覺得多爾這個老頭子，太一本正經，毫無風趣可言。相比起來，風流丑聞不斷的克林頓，卻更可愛些。弘揚道德對多爾競選反到成了不利因素。　　美國暢銷書多數是講美國的人和事的，但也有相當多的是講外國的故事的。最近的暢銷書里，有前智利總統阿連德的女兒的自傳，很受歡迎。阿連德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后來被軍人政變推翻、殺害。美國主流社會當然不喜歡他這樣的人。他女兒的自傳，就是揭露她父親的獨斷專橫的，頗象斯大林女兒的自傳，在西方讀者中，走紅了許多年。講外國的暢銷書，也大多離不開一般暢銷書的主題。但有一點與講美國故事明顯不同的，就是講外國的書，大部分以暴露所寫的國家的黑暗、恐怖面為主，以描寫這些國家和文化的異國情調、奇聞怪錄為主。所以，冷戰結束前，大多講外國的暢銷書，都與前蘇聯有關，把前蘇聯和東歐，描寫成暗無天日的“邪惡帝國”。　　我們說了這么多似乎是題外的事，現在終于講到本章的主題－－美國的關于中國的暢銷書了。不過，這些題外話，也許不多余，多少可以給大家一點兒美國暢銷書的總體印象，了解美國暢銷書的主題和趣味。關于中國的暢銷書離不開暢銷書的一般主題。模式和趣味，書中的中國形象，首先要符合這些基本條件。就象美國多數中餐館里作的中國菜一樣，要符合美國人的口味，至于是不是象真正的中國菜，并不重要。　　關于中國的暢銷書，過去并不多。原因很簡單，因為美國人對中國的興趣不大。我們都知道，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曾是一本有關中國的暢銷書。不過，斯諾的書在几十年中間都沒再重印、再版，在美國早已時過境遷。一直到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訪問中國，中美關系開始了新階段，美國几十年間，几乎沒出版國什么講中國的暢銷書，就連震驚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也引不起暢銷書商和作者的興趣。文革結束后，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中美之間的交流也日益增長，暢銷書市場上，也開始出現有關中國的書。這些開始是一些去過中國的記者和在中國生活過的美國人寫的中國印象等。如有個叫威廉﹒興頓（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的美國人，在中國住過多年，他六十年代寫過一本《翻身》，講中國農村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變化。八十年代他又寫了一本《深翻》，作為前一本的續集，接著講中國農村的六、七十年代到文革結束時的故事。興頓的書，寫的都是他在中國生活的所見所聞，較為平實。美國人對開放后的中國感到好奇，所以比較喜歡他的書。　　八十年代以來，有不少美國記者訪問、派駐中國，寫了一些書，頗為暢銷。這里有哈里遜﹒索爾斯伯里（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寫的《長征路上前所未聞的故事》，講紅軍長征的傳奇故事。再有就是寫當代中國的，如巴特菲爾德（Ｆｏｘ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的《中國：苦海余生》。從書名就可看出，這本書的作者眼中的中國。充滿了苦難。這是一本完全按照冷戰時期的描寫前蘇聯“邪惡帝國”口吻和模式些出來的暢銷書。這位記者一句中文也不會說，在中國的一些城市轉了一圈，道聽途說打聽了一些文革時期的事件，回美國后，又憑某些西方人轉來轉去寫的關于中國的共產公妻的故事，匆匆炮制了這本書。由于太過粗制濫造，這本書在美國并不暢銷。八十年代初期，海峽兩岸的冷戰敵意仍相當強烈，巴特菲爾德的書在台灣譯成中文，大受歡迎，成為台灣反共宣傳的工具。這位作者跑到台灣訪問，自然被奉若上賓。　　這時，從中國已經有許多留學生來到美國，美國人去中國的也多了起來。漸漸的，美國關于中國的書籍里，開始出現了來自中國大陸作者的作品。較早的一本書是梁恆和夏竹麗（Ｊｕｄｉｔｈ　Ｓｈａｐｉｒｏ）合著的《革命之子》（１９８３年出版）。梁恆是湖南師范學院的學生。夏竹麗是個美國女青年，到中國去作英文教師，正好去了湖南師范。這本書主要講梁恆這位中國大學生和美國女教師夏竹麗的戀愛故事，由于背景是中國剛改革開放不久的七十年代末，這樣的異國情戀，難免驚世駭俗。男主角文革結束時上了大學，文革中他十來歲年紀，雖沒真正作過紅衛兵，也多少經歷過那個驚心動魄的時代。異國鴛鴦、革命加戀愛，該有的調料都有了，加上故事真摯，文字清新，兩位作者都是文學青年（梁是中文系學生，夏是美國大學英文系畢業），可謂珠聯璧合。書出版后，很受美國讀者歡迎。　　八十年代后期以來，在美國暢銷書的排行榜上，逐漸有一些有關中國的書出現，作者也分為從中國來的人和美國去中國訪問、短期居留的人。有趣的是，從中國來的作者一般寫的主題是他們個人的文革的苦難經歷，而美國人多半寫他們眼中所看到的今天的中國。中國作者寫的書是有一定的模式的，那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女兒和阿連德女兒回憶錄的模式。這種模式頗有點象中國當年的“傷痕文學” ，以揭露黑暗和恐怖為主，重點是傾訴個人的不幸和痛苦，文字當然是越煽情越好。　　但與中國的“傷痕文學”不同的，是這些寫給美國讀者看的書，必須要照顧到根本沒有經受過文革苦難的美國人的趣味。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那么多的苦難和悲傷，寫成能夠賺取美國讀者同情的眼淚和好奇心的感人故事。結束時，更要讓讀者感受到一點，就是“還是生活在美國幸運，美國是多么偉大啊！”而這些，是中國當年的“傷痕文學”、“大牆文學”作者們不會想到的。中國關于文革的文學作品，從七十年代末以來出版了許多，但很少有被譯成英文出版的。少數譯成英文的，在美國也根本不會成為暢銷書，只是有時被大學東亞系研究生課的教授用來作指定教材。而在美國寫的書，盡管作者可能是中國人，但眼光、趣味、文字表述和敘事模式卻都是美國式的。這就是在美國寫中國文革的暢銷書的奧妙。　　最近几年來，由來自中國的作者寫的書在暢銷書榜上頻頻出現，快要有趕上和超過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作者的趨勢了。尤其是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形象在西方媒體和大眾文化中的“出場率”漸漸增加，從中國來的不少人也躍躍欲試，要打入十分誘人的美國暢銷書市場。　　下面，就讓我們來看几本在美國暢銷書市場上紅了一段時間的關于中國的書。　　鄭念寫的《上海生與死》是比較早的一本，１９８６年在紐約出版。出版后不久，就列入紐約時報書評的暢銷書排行榜，并引來一批書評家和美國大學里的中國專家的紛紛議論。作者鄭念不但拿到一筆非常可觀的版稅，并且大大出了一番風頭。六、七十歲的一位老太太，坐著飛機，在美國到處宣講游說，興致勃勃。　　《上海生與死》講的是鄭念自己的故事，是她一家人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悲歡離合。　　在１９４９年前的上海，鄭念一家人過的是相當優裕的上流社會的生活。她的丈夫是英國殼牌石油公司的高級職員，想當于今天改革開放年代大都市的“外企” 里的“白領”。４９年之后，外國的在華企業被清查改造。鄭念的丈夫因是難得的技朮人才被留用，處理英國公司遺留的業務和其他事務，并靠自己的技朮專長為國家服務。他們身份特殊，雖不再享受舊時高等華人的特權和地位，但與芸芸眾生相比，生活仍然十分優渥。作者不厭其煩地細細描寫她當年的生活條件。“文革”開始時，鄭念家中有著一般中國人沒有的生活條件：寬敞的住房，勤勞的佣人，歐式的飲食習慣、精美的瓷器古玩、價值連城的首飾和大額的外幣存款…。　　鄭念作為這樣一個家庭的女主人，是溫文爾雅、身份高貴、趣味高尚的上等人。她與普通老百姓當然不可同日而語，與那些中共的干部，也完全是不同的，因為她不但有身份，有金錢，更有那些土包子干部所不具有的高雅的氣質，這是她一家受西方和美國文明熏陶的結果。我們的作者對此是津津樂道的。她非常了解，她的美國讀者也是最愛聽她這樣由衷贊美美國式的中產階級生活的。　　可惜的是她生不逢時，這么美好、溫馨、文明、高雅的生活，被文革的風暴徹底摧毀，她最后家破人亡，流亡美國。　　在后記中，作者稱美國是一片廣闊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