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富田事變
 
                            京人

一. 前言

中國共產黨在其武裝斗爭早期，在各個根據地都發動過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其中
江西瑞金蘇區、閩西蘇區、鄂豫皖蘇區、川陝蘇區、洪湖蘇區的肅反運動都使成
千上萬共產黨人遭到殺害。鄧子恢和鄧發等人在閩西蘇區肅清“社會民主黨”時
殺人如麻，使蘇區的30個區委中，只有一個還能勉強維持工作﹔張國燾、陳
昌浩和沈澤民（作家茅盾之兄）在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進行的肅反，動轍便把
一支部隊中連、排以上的干部大部殺光，有些地方的村蘇維埃主席換一任殺一任
，一年內換了四、五任。夏曦在洪湖蘇區的肅反更是登峰造極，几年內使紅二軍
團的兵員從三萬銳減到三千，沒有人想提干當班長，更不敢入黨。到最后，紅三
軍（紅二軍團）黨組織解散，只剩下賀龍、關向應、夏曦、盧冬生四個黨員。

劉鐵超、曾炳春、肖大鵬、許繼慎、周維炯、鄺繼勛、曾中生、段德昌、王炳南
、柳直荀和許多其他早期紅軍將領自三十年代初以后就永遠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上消失了。他們不是死在國民黨的手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可以說，蔣
介石殺害的共產黨高級干部，遠沒有共產黨自己殺的多。

國內的黨史專家們一向把這些肅反歸咎于王明路線，但是很難想像，躲在上海租
界里的中共中央一聲令下，便可使那些擁兵自重的游擊隊領袖在千里之外人頭落
地。主持歷次肅反的，實際上是各根據地的領導人。除了因對形勢錯誤估計而引
起的猜疑之外，派系間的權力之爭是進行這些屠殺的更重要因素。

毛澤東在瑞金蘇區發動的清查AB團運動，更是開始于王明路線形成之前，終
于導致了富田事變。王明上台之后，在這個事件的解決上站在毛澤東一邊，支持
他對黨內異己進行了更為慘烈的屠殺。這是中共黨內的第一次大規模肅反，對以
后的肅反，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于七十年代末，在大學圖書館里偶然看到一篇關于富田事變的文章，發表在《
黨史研究》上，作者的名字已經忘記了。直至現在，國內的許多文章、書籍在談
到這個事變時，仍然是“為賢者諱”。而當時發表這篇文章更要有勇氣。正是這
篇文章，引起了我對富田事變的興趣。

京人不是文史專業，讀讀歷史只不過是嗜好，做不出自己的學問。這篇文字主要
取材于以下有大量篇幅涉及富田事變的書和文章：《陳毅傳》，中國當代人物傳
記編寫組，中國當代人物傳記出版社﹔《項英傳》，王輔一，中共黨史出版社﹔
《黃克誠自述》﹔《魂飄重宵九－－蘇區肅反大紀實》，劉秉榮，花山文藝出版
社﹔《論肅“AB團”誤區的形成》，武國有，《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6期。

二. 何謂AB團

AB團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
“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于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AB團的宗旨，是反對聯俄、聯
共、扶助工農，取消民主主義。

這樣一個組織，在成立后僅三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發動的“四.
二”大暴動所催垮。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團在四.二暴動
后，一般忠實的同志，紛紛逃避京滬，此時適逢中央開始清黨，AB反赤團之
目的已達，非但按諸黨紀，黨內不得再有組織，即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
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

AB團在解體之后，江西盡管還存在著個別的殘余分子，但這個組織并沒有重建。
無論是后來把持江西國民黨黨務，致力于打擊AB團的汪精衛改組派，還是再
后來大力肅清AB團的共產黨，都始終沒有得到AB團仍然存在的真憑實據。

在1927年4月以后，已經不復存在的AB團先是成為汪精衛改組派攻擊蔣介石一
派的借口，后又成為共產黨內部整肅的理由。

三.  江西瑞金蘇區

江西瑞金蘇區是中央蘇區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閩西蘇區），在江西省南部，由
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4軍、彭德懷和黃公略領導的紅5軍以及賴經邦和
李文林等人領導的江西紅軍各獨立團建立。

到1930年，中央蘇區的體制已經完備，建立了紅軍一方面軍，由紅一軍團（
在紅4軍和江西紅軍各獨立團組成的紅6軍基礎上組建，亦轄閩西的紅12軍）和紅
三軍團（在紅5軍基礎上組建）組成。朱德任紅一方面軍總司令，
毛澤東任總政委。

毛澤東當時還擔任總前委書記，兼管中央蘇區的軍事、黨務。在江西地方黨務方
面，總前委下設有贛西南特委（所涉區域包括贛西、贛南和湘贛邊，并非僅指江
西的西南部）。毛澤東并擔任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江西蘇區的具體地方政
務，則由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負責，其主席是曾山。

由此可見，1930年時，毛澤東已經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大權于一身。

四. 肅清AB團運動的起因

如前文所述，AB團自從在1927年4月被摧毀之后，就從來沒有死灰復燃。但是，
中國共產黨在此之后的許多文件中仍然提到AB團的存在，這是
對形勢估計的錯誤。作為一個四面受敵的政黨和武裝集團，時時懷疑內部潛伏著
敵對勢力也情有可原。但是，在1930年夏季以前，這種懷疑并沒有演變成大
規模的整肅。

江西蘇區和紅軍內部，有著大量的江西本土干部，他們對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身
居上層領導的外省人，有時不太買賬。就連毛澤東的嫡系紅4軍里也是如此。1929
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便提到了這種傾向。

1929年下半年開始，贛西南的黨組織（其時贛西南特委尚未建立）與總前委之間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這種分歧主要集中于兩點：

1. 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主張以勞動力為標准進行分田，反對沒收一切土地平分，
以免引起部分農民的不滿并影響生產。而毛澤東等人則認為，平分土地能廣
泛爭取群眾，以勞動力為標准分田只是對富農有利。

2. 贛西南黨組織的領導人認為，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時機還不成熟。群眾怕像井崗
山根據地那樣，“今天蘇維埃，明天又坍台”。但前委卻認為，蘇維埃政權的
建立是為了斗爭的需要，草率點、粗俗點不要緊。

這種分歧，僅僅是斗爭策略上的認識分歧。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卻把贛
西南黨組織的不同意見稱為“極嚴重的機會主義錯誤”，說什么“贛西南黨內有
一嚴重危機，即地主富農沖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

1930年2月，毛澤東主持成立了贛西南特委。

1930年3月，召開了贛西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上認為，贛西南地方黨組
的所作所為“都是地主富農思想在黨內抑壓群眾斗爭的結果，是機會主義的
最高表現”，并指責以勞動力為標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農的主張”。后來，這
種指責又繼續上綱，把不同意見說成是“取消路線”，是“取消派與AB團結
果上一致的反革命”。

1930年5月，贛西南地區展開了“紅色五月運動”，破獲了所謂的“AB團組織”。

五. 如火如荼的清查AB團運動

贛西南的“AB團”首先是在安福、純化、興國、蓮花等地方破獲的，開始時
，只是“一些下級的零碎組織……最后各區相繼破獲”（《贛西南的報告》）
。清查出來的“AB團分子”一一招供，運動很快就擴展到軍內，又從軍內擴
展到江西省行委。《贛西南的報告》中說：“過去江西省行委及前贛西南特委，
充滿了AB團分子，……中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大部以至全部負責人都是AB團，
縣區委以至于支部都沖塞著許多AB團。”

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說：“近來贛西南黨內
呈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
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領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
AB團富農所沖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
改造”。

同年10月26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聯
席會議。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強調：“改造全部黨的組織，重新建立，不使一個
富農反革命分子（AB團）留在黨內團內……嚴厲地鎮壓AB團，處決
AB團中一切活動分子”。

在這種氣氛下，江西蘇區實行了“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紅軍宣傳大綱語
），到處都在大抓特抓AB團。

到1930年底，富田事變發生之前，僅紅一方面軍中便已經清查出了4,400多名AB
團分子，占軍隊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其中絕大多數人在審訊結束后即被處決。

怎么會有那么多“AB團分子”呢？一句話，“苦打成招”。請看1930年9月24日
的贛西南特委《緊急通告》是如何布置的：

“AB團非常陰險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
硬兼施的辦法，去不斷的嚴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蹤追問，主要的是使供出AB
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當時蘇區肅反時常用的刑法有吊打、烙刑、灌辣椒水、壓杠子、坐老虎凳等等。
眾多的AB團分子，就是這么一供十、十供百“查”出來的。

六. 富田事變

1930年12月，原江西紅軍獨立第2、4團和東固根據地的創建人李文
林被定為AB團首要人物，遭到逮捕。當時李文林擔任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
，因此，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任命李韶九為特派員，帶領一連人到江西省蘇維埃政
府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和當地的紅20軍進行肅反。李韶九當時的職
務，是紅一方面軍秘書長和肅反委員會主任。接著，總前委又派古柏前往協助李
韶九。此二人大興冤獄，在江西省行委和紅20軍中“清查”出了許多“AB團分子
”，并處決了几十個“AB團總團長”。

紅20軍147團政委劉敵和李韶九是同鄉，也被懷疑是AB團。但是，李韶九看在同
鄉的面子上，事先向劉敵通了個口信，讓他自己坦白，“免受皮肉之苦”。

但是，劉敵并沒有坦白，也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回到部隊，集合了一個營，進行
了動員，把李韶九指為反革命。李韶九當時在紅20軍中已經激起了眾怒，干
部、戰士們一聽說他是反革命，都義憤填膺，于是跟著劉敵包圍了軍部，扣留了
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被當成AB團分子關押的紅20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


謝漢昌在獲救后隨即帶領紅20軍攻下富田鎮，占領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被
關押的一百多人，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負責人段良弼和省委秘書李白芳。李韶九
也被活捉，古柏和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則趁夜色跑掉了。被捉住的，還有中央委員
易爾士，后來，這成了紅20軍的主要罪狀之一。

隨后，紅20軍又喊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
略）”的口號。正是因為這句口號，事變的參與者們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不得
翻身。

這就是富田事變。

七. 事變之后的紅20軍

富田事變發生之后，當時任紅12軍軍長的陳毅奉總前委指示，帶領一個連的
人前往紅20軍駐地，兵不血刃，說服紅20軍釋放了被他們扣押的人，包
括李韶九。此后，陳毅獲任命為贛西南特委書記。

此時，紅20軍領導人們又做了一件事，成為其主要罪狀之一。

毛澤東一手發動了清查AB團運動，是大肆屠殺紅軍將士和江西地方干部的主
使者，自然為紅20軍上下所痛恨。但是，紅20軍無時不想重新歸隊，其
最終目標，只不過是讓朱、彭、黃取毛澤東而代之。而紅20軍領導人為此想
到的一個辦法，是離間毛澤東與朱、彭、黃的關系。

于是，紅20軍領導人以毛澤東的口氣寫了一封信，詭稱是在富田事變中繳獲
的，派人送與彭德懷和朱德。信中說：

“古柏同志：……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于拷問段、李、王等
中堅干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代遠）、彭系紅軍AB團主犯，并
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拼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划，
……”

彭德懷和朱德在分別收到紅20軍的信后，都沒有相信。彭德懷親筆寫了擁護
毛澤東的信，派人交與毛，并起草了一個“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領導”的宣
言。之后，彭德懷和滕代遠親自到總前委請毛澤東到紅三軍團講了話。朱德、黃
公略在收到偽造的信后，又約集彭德懷，三人聯名發表了《為富田事變宣言》，
表示擁護毛澤東和總前委。

紅20軍領袖們的這個失敗的離間計，也是他們至今不得翻案的理由之一。黃
克誠在八十年代寫的《自述》中，雖然對清查AB團和富田事變的處理痛心疾
首，但也認為謝漢昌等偽造這封信是件“非常壞的事”。

在此之后，謝漢昌、劉敵和李白芳等人為避免與其他紅軍部隊自相殘殺，率部渡
過贛江，到了永陽一帶。紅20軍此時雖然脫離了總前委的領導，但沒有一人
投敵，而是開辟了新的根據地，打土豪、分田地、發動群眾，并積極准備攻打白
軍占領下的吉安。

八. 對富田事變的兩種態度

富田事變后，毛澤東主持召開了總前委的緊急會議，會議決議仍把富田事變的領
導人稱為AB團，說：“AB團取消派為什么要擁護朱彭黃，他們的陰謀是
拉朱彭黃，打倒毛澤東，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個，然后再打倒一個……蔣
介石在外面喊打倒毛澤東，AB團取消派就在革命陣線內喊打倒毛澤東，這是
如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啊！”

據黃克誠回憶，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一篇六言體的《討逆檄文》，其中說：“段
謝劉李諸逆，叛變始于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拘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
對分地分田，……”。據肖克的回憶，其中還有這么兩句：“AB取消兩派
，烏龜王八相連”。

但是，這時已經是1931年初，根據中共中央六屆三中全會關于把中央局設在
農村地區的決定，項英到了中央蘇區，擔任中央局代理書記，黨內地位在毛澤東
之上（中央局正式書記是周恩來，但他當時在上海，不能到任）。

項英一上任，正趕上蘇區到處在抓AB團，富田事變已經發生。項英立刻感到
清查AB團運動過火了，不相信紅軍和共產黨中會有這么多的AB團。因此
，他對清查AB團的運動采取了降溫的態度，主張慎重辦案。

項英并對富田事變進行了調查，聽取了兩方面的意見，隨即在中央局做出決定，
發表通告稱：“不能肯定富田事變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富田事變是
由黨內無原則派別糾紛演進而成的。”

項英又通知紅20軍領導人停止黨內攻擊，并到黃陂參加中央局的會議。

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奉命到了黃陂，并在中央局會議上做了自我檢討。紅
20軍也在原被趕走的政委曾炳春的勸說下回到了贛江以東。

項英在中央局會議之后對紅20軍領袖們的檢討感到滿意，隨即派被毛澤東列
為“段謝劉李諸逆”之首的段良弼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富田事變的情況。這一安
排也反映了項英對紅20軍的同情。

九. 悲慘的結局

這時，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已經開過。王明掌握了中央大權，開始清算李立三
，李立三委派的中央局書記項英也在打擊之列。因此，在富田事變問題上，王明
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中共中央于1931年2月23日向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
各特委和各地方黨部發出了《關于肅清蘇區內反革命派與富田事變的通知》，內
稱：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于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與敵人艱苦
做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于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無論如何，總是給
AB團活動的機會而渙散我們自己……現在中央所得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材料還
不能算為齊備，尤其是沒有得到總前委的正式報告，因此，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
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

盡管這一通知還沒有給富田事變最后定性，但其傾向性已經很明顯了。

中共中央在收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的報告后，又于3月28日就富田事變做
出決議，其中將富田事變定性，稱其為“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它的斗爭機
關AB團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

決議又稱：“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路線實質上是正確
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斗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

中共中央在上述通告中提到的派往蘇區的代表團，由任弼時、王稼祥和顧作霖組
成，黨史上稱為“三人團”，由任弼時任團長。

作為欽差大臣的三人團于4月到達江西后，參加了當時正在舉行的中央局擴大會議。
任弼時等人在會議上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包括其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并在毛澤
東和項英的爭執中明確表示了對毛澤東的支持，批評了項英。此次中央局擴大會
議通過的決議稱：

“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線，當然是對立三路
線的調和路線……再中央局關于富田事變的解決，也是錯誤。”

該決議把富田事變稱為“反革命暴動”，并強調，“加緊肅反工作，以求徹底消
滅一切反革命派別”。

會后，經任弼時等報請，中共中央撤消了項英中央局代書記的職務，由毛澤東接
任。

中共中央把富田事變當做反革命事件處理的精神傳達到了每個蘇區，終于促成了
各蘇區的肅反擴大化。

毛澤東有了任弼時等人帶來的尚方寶劍，重掌了中央蘇區的大權。接著，他再次
委派李韶九到贛西南領導肅反工作，并負責對富田事變參與者的處理。整個紅一
方面軍中的清查AB團運動也出現了新的高潮。

李韶九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以加倍的瘋狂在贛西南地區進行清洗和屠殺，對紅20
軍將士進行報復。

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人以AB團分子的罪名被捕，并被處決。

沒有參加富田事變的紅20軍前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后任軍長肖大鵬也
被處決。

紅20軍被全體繳械，副排級以上干部全部被捕，絕大多數被處決，許多戰士
也未能幸免。

紅20軍被解散，虎口余生的戰士被編入了紅7軍。

在整個贛西南地區，人人自危，不少縣的地方干部大部分遭到殺害，甚至連普通
農民也在整肅之列。

和此時的規模相比，1930年的清查AB團運動已經相形見絀了。

到了1932年，江西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倒行逆施引起天怒人怨，李韶九終于成
了替罪羊，受到了撤職和留黨查看半年的處分。

十. 后記

如本文開始時所述，毛澤東一手發動大規模的清查AB團運動，以酷刑逼供的
手段羅織罪名，濫殺無辜，終于引起了富田事變。事變之后，他在王明的支持下
，對黨內、軍內的異己分子進行了更大規模的屠殺。然而，中國國內以往都把清
查AB團的錯誤全部算在王明頭上，甚至算在項英頭上。

但是，江西蘇區清查AB團的運動是在1930年5月開始，王明則是在1931年1月的中
共六屆四中全會后才掌握實權，項英也是在1931年1月到達江西的（那個時候，
從上海進入蘇區往往要花一、兩個月的時間），所以，這筆賬無論如何算不到他
們頭上。況且，項英一直反對毛澤東在清查AB團中的過火行為。

中國當代人物出版社出版的《陳毅傳》紅皮精裝，用雪白的高級凸版紙印刷，一
看就是有來頭的書。該書在述及清查AB團運動和富田事變的處理過程時，只
字不提毛澤東，而是順帶說了一句，“當時，項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時至九
十年代，還用這種春秋筆法委過他人，替毛澤東開脫，使人不禁對下面提到的該
書關于陳毅的描述產生懷疑。

陳毅在富田事變發生后營救出了李韶九等人，之后又擔任贛西南特委書記。《陳
毅傳》中說，陳毅在后來抵制了李韶九等人對紅20軍和贛西南地方干部的清
算，營救了一些被打成AB團的人，以致李韶九想把他也打成AB團總團長
。據該書的描寫，陳毅聽到李韶九的威脅后說，“我手下的這几條槍也不是吃素
的”。但是，較老版本的陳毅傳記中都把此時的陳毅說成是毛澤東路線的堅決捍
衛者。在李德寫的回憶錄中，也有陳毅在清查AB團的運動中“變成了一個屠
夫”之說。對于《陳毅傳》中關于陳毅行為的描寫，京人還沒有見到過有力的旁
証。

黃克誠在當時擔任紅5軍政治部主任，他在其《自述》中對清查AB團運動和富田
事變的結局表示了痛心，并對他自己在清查AB團運動中的作用感到
五內俱焚。黃克誠在《自述》中談到這段歷史時說，“如果細算歷史舊賬，僅此
一筆，黃克誠項上的這一顆人頭就是不足以抵償的”。黃克誠當時錯殺了多少人
，我們不得而知，大概不比十大元帥、十大將中的其他一些人更多，但憑這一句
話，足以使人對其胸襟肅然起敬。

紅20軍的指戰員們在富田事變后，無一人反水，繼續開展土地革命，對他們
所扣留的人，包括李韶九在內，無一人加害。但是，他們在最后卻遭到了滅頂之
災。當他們被分批拖出去，用大刀、梭標、木棒處決的時候（為了節省子彈，這
是紅軍中通行的行刑辦法），他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