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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家屯香港回憶錄
許家屯
第十四章 六四風云
愛國怒潮
將香港攝制學運錄像傳送趙紫陽
八九年一月，方勵之致函鄧小平，要求大赦、釋放因西單民主
牆被捕的魏京生。二、三月中，國內一些著名的文化界人士，以及一
批第一流的自然科學家，分別聯名寫公開信，給中共中央、國務院及
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表示支持方勵之的建議，提出一系列民主要求：
改革政治體制、釋放政治犯、取消以思想定罪等等。
這些人中有不少是共產黨員，還有一些是全國人大代表、全國
政協委員，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海外不少著名的知識界、科學界
人士紛紛呼應，發起簽名支持運動，中國的政治氣候大有山雨欲來風
嘯滿樓之勢。我在香港也強烈地感覺到，一場攻治風波即將來臨。
我要新華分社的宣傳部門收集，并整理香港社會和國際反應，開始探
取每天通過新華社（小分社）的傳真，向中央、國務院提供外界的信
息，給他們參考，以期在處理這一事件時，能注意外面的反應。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大學生開始走上街頭，
到四月廿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數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并
派了三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前跪下，要中央負責人接見，可是中央沒
有一個人去見他們。我和新華分社几個副社長在香港電視上看到這一
情況，大家都讓為這樣處理不當，趙紫陽和李鵬為什麼不可以出面見
學生？自己不見，可以派個秘書長去見﹔全然不顧影響，讓學生跪几
個鐘點，實在無法理解。學生是出自愛國，出自對中國共產黨改革開
放政策的支持，有什麼可怕！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怕見群眾，怕見
學生呢？對於中央負責人這種脫離群眾的做法，我們很不以為然。
北京學生從游行請愿，發展到天安門靜坐，從要求中央領導人
接見，到要求和中央領導人對話，都沒有得到北京領導人及時適當的
處理，形勢發展日趨嚴重，外界反應強烈不滿。我憂心如焚，專門將
香港記者在北京錄攝，在香港播放的北京學運情況的錄像，以及香港
傳播界的反應，專人送給趙紫陽及中央辦公廳，希望引起他們的注意，
早日妥善處理。趙紫陽看了之後，對去人表示，比他在北京當地了解
的情況要多，要求陸續給他送去。 （一一八）
四月廿三日，趙紫陽離開北京去北朝鮮平壤訪問。第二天，
李鵬就召集和主持政治局會議，會上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市長
陳希同向中央政治局匯報北京學運的情況，他們擴大情況，甚至歪曲
、謊報事實，使會議得出結論：學生運動是「有組織，有計畫，以反
黨反社會主義為綱的嚴重政治門爭」，定性為「動亂」。會後，李鵬
向楊尚昆表示要向鄧小平匯報。四月廿五日，鄧小平見了楊尚昆，
李鵬兩人，鄧聽取匯報後，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和政治局會議對學生
運動的定性。
李鵬在鄧小平表態後，連夜就通知北京市黨政機關傳遞鄧小平
和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并發電報通知各省市黨委。他并要求胡啟立組
織人民日報撰寫社論，第二天即四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
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公開聲稱學生運動「是一場有計畫的
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
定社會主義制度」。同一天，北京和上海分別召開黨員干部萬人大會，
號召全體黨員投入這場嚴重的政治斗爭。
我得到消息後，感到很不對頭。當時分折，確實有少數外國勢力
、反共勢力介入學運，甚至有的在後面對學運起了一定的操縱作用，但
是學生運動是愛國的。把整個運動定性為「動亂」，是把問題看嚴重了，
對廣大學生和市民來講，是打擊了一大片，這不符實際情況，也是極不
策略的。
社論發表後，激起廣大干部、群眾強烈反彈。四月廿七日，北京
市高校學生近十萬人上街游行，雖然北京市委已通過各組織，嚴令
凡在行動上支持動亂者，輕則開除、調離工作，重則逮捕法辦，但學生
游行時，仍然受到北京市廣大市民、干部群眾的熱烈響應和支持。
四﹒二六以前，學生運動矛頭主要對著李鵬的，社論發振後，情況就
變了，開始矛頭直接對著鄧小平。一些接近鄧家的高干子弟中傳出，
「鄧小平被李鵬出賣了」。學生運動的「升級」迫使袁木、陳希同等
不得不出面與學生代表「對話」，他們堅持學生運動是「動亂」的僵硬
態度，不僅未能使學運絲毫趨向緩和，反似火上加油。五月十三日，數
百名學生始絕食請愿，第二天，絕食學生就數以千計，天安門、北京市
全國都沸騰了，嘩然了，不時傳出有學生不支暈倒送醫院的消息，絕食
的學生還在增加，甚至有的開始絕水，這種嚴峻的形勢，才逼使李鵬出
面，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在電視實況轉播中，李鵬擺出大首長的架式，
居上凌下，看不到一點共產黨作群眾工作的影子。尤其是李鵬一方面對
學生代表講：「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說過同學是在搞動亂。」
一方面又拒不接受絕食學生的請愿要求，不愿意與學生代表進行實質性
對話，不肯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李鵬還表示，他會在適當時候說自己
看法，實際是宣布不會改變人民日報社論對運動的「定性」。對絕食學
生代表繼續進行威脅，態度惡劣，令人實難忍受。我與新華社內一些同
仁看後，反感異常，認為共產黨相信依靠群眾的傳統，給李鵬全部丟
光了。他不出來對話還罷，出來對話後，形勢肯定將進一步惡化。
僅隔一天，五月十九日夜晚，李鵬聲嘶力竭地在北京黨政軍干
部會議上宣布，學運是「動亂」，要反擊動亂，楊尚昆宣稱已調動軍
隊進京。趙紫陽沒有出席這次會議。我感到趙紫陽可能給攆下台了，
局勢將會急轉直下了。
第二天宣布了李鵬簽發的戒嚴令，激發了北京、香港聲勢更大
的反抗活動，形勢更加嚴重。北京百萬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撤消戒
嚴令，「李鵬下台」的口號響徹北京，連中央、國務院許多部門都有
人打著棋幅參加了，聲勢空前。 （一一九）
香港市民這一時期一改過去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積習，發起愛國
運動，絕大多數從愛國、愛港、支持改革、要求國家進步、共產黨進
步出發，參加面之廣，左、中、右各方都卷入，從大資本家以至普通
市民如「的士」司機、小販都有。有几位中年大資本家親口告訴我，
他參加了百萬人大游行，走了一段路程。李嘉誠在記者訪問時，公開
表態支持學生愛國運動。有些大商場舉行了「義賣」，將收入或利潤捐
出，支持天安門學生愛國活動。滿街的小商小販，也紛紛自動舉行同樣
的「義賣」活動。那一段時候，香港的愛國洪流，席卷絕大多數香港人
及香港每個角落，史所空前。
新華社內和中資機構絕大多數工作員工，也無例外地，自動卷進
這一洪流，成為運動中異常突出的一部份，在香港新華社和中資機構歷
史上，也是空前的。
早在天安門學運開始不久，新華社內、中資機構內，即開始有人
參加社會上支持北京愛國學運的活動﹔在新華社內，還出現簽名支持愛
國學運的活動。
鄭華是負責黨務和組織工作的，他提議應予制止。工委討論時，
我講：「不要叫制止，叫勸阻，假如勸阻不成，那就隨他去，不要強迫
！」「部長、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干部，無論如何要說服他們不要參加
社會活動，不要去簽名。」
實際上，當時几乎全部部長、副部長都巳簽了名，聽到工委的決
定後，大部分退出了簽名，還有少數几個人堅持不退，鄭華問我怎麼辦？
我表示，不退就算了，不要強迫。
這時，新華分社一些干部，不僅去參加游行，而且把香港新華分
社的旗幟打出去了，徐海寧還在跑馬場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對這些，
我也囑咐，不要責備他們。我們還決定，左派群眾團體，左派工會可以
去參加游行，可以打出旗號，領導人也可以公開出面參加游行或其他活動，
我認為，在香港當前這樣規模的群眾愛國熱潮中，如果群眾團體領導人
不三加，就會嚴重脫離群眾，群眾團體就可能瓦解，不瓦解也會大大削
弱力量。主動參與，方能保持和群眾的聯系。後來，發展到游行中有人
喊出打倒鄧、李、楊的口號，我們決定左派群眾團體不要喊這種口號，
我們指出，這是過激行動。
對香港左派報紙文匯、大公報等，我們也采取同樣的方針，對他
們的報導，沒有加以限制，只要求他們少發一些。
李鵬下令北京市戒嚴後，五月廿日，香港新華社副社長張浚生告
訴我，文匯報社同仁准備以社論開天窗的方式來反應，擬在兩個詞內擇
一使用，一個是「痛心疾首」，另一個是「夫復何言」，張浚生考慮用
「痛心疾首」，徵求我的意見。我知不可能阻擋，雖然這種處理方式，
可能後果嚴重，我還是點點頭，表示同意，說：「你去處理吧。」
明確地示意我贊成他的意見
第二天，「痛心疾首」四個大字在文匯報頭版社論欄出現，引
起很大震動，北京很惱火，李鵬要港澳辦追查這件事，我要他們答覆
北京：香港不同於內地，我們會妥善處理的。頂了回去。後來這件事
發展成一次不小的風波，我將在後文再敘述。
從我個人情緒講，看到香港市民群眾這樣熱情地支持學生愛國
運動，看到香港空前規模的游行、集會、募捐義賣活動，心情十分復
雜。五月廿日以後，香港受台風侵襲，挂八號風球，狂風暴雨中，
香港各界人士仍在新華分社門口，通宵達旦地徹夜靜坐，請愿唱歌。
我在十二層樓上的臥室，看著下面風雨交加，歌聲 、口號不斷，心中
百感交集。共產黨是靠群眾運動起家的，以前，為了人民的利益，領
導他們反對國民黨統治﹔現在，反過來了，群眾向共產黨示威、提要
求，共產黨不僅不能滿足他們，還要鎮壓他們。面對這個我無能為力
的場景，我無法入眠，看著樓下群眾在風雨交加下，不顧一切席地而
坐，聽著他們悲憤的歌聲和呼號，我眼淚止不住地直流。
（一二零）
卷入核心之爭
趙紫陽後悔人民日報刊四﹒二六社論
擬請楊尚昆游說鄧小平改變學運定性
八九年四月卅日，趙紫陽從平壤訪問回國，第二天打電話給我，
要我去北京。我立即動身，并把香港傳媒界反映這次北京學潮的許多材
料、錄像帶，帶去北京給趙紫陽。
五月三日，趙紫陽在中南海他住宅內，與我談了近兩個小時。
他一問始就問我對這次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這是愛國的運動，
是支持共產黨改革的運動﹔有些人是期望改革能更進一步發展，有些
人是擔心改革會停止，甚至倒退。」
我告訴趙紫陽，我五月二日到北京後，接觸了一些人，了解北京
的情況，支持學生運動的人很廣泛，包括廣大的黨政機關干部。社會上
最積極支持學生的人有兩種，一是個體戶，一是企業經過改革後的主管
人員，這些人改革獲得利益，擔心政策改變，走回頭路。
我講：「這次學生運動，可以看出有水平，口號相當策略，提擁
護共產黨，擁護鄧小平，一方面表達出多數人確是如此之想，另一方面
也反映出有人在幫他們出主意，我估計可能是大學和研究機構的一些年
輕教師、研究人員，不排除某些外國勢力、以及香港某些反共勢力的介
入、參與，但運動的主導是好的。」
我表示，人民日報四月廿六日社論，稱學生運動為「動亂」，激
化了矛盾，我認為是極為不智的。我聽說北京市的廣大干部和市民都很
震驚，多數人表示不同意社論的看法，罵鄧小平﹔也有人講，鄧小平上
了李鵬、陳希同、李錫銘的當。據說李錫銘、陳希同在中央政治局的報
告說，學生要暴動。陳希同甚至講，給他五萬軍隊，可以馬上鎮壓下去。
看來鄧小平聽信了他們。
我提出：「還是應該疏導、分化，不能鎮壓，應該爭取學生的絕
大多數，把極少數反共、搞破壞的人孤立起來。」
我還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不能再犯錯誤了。文化大革命
，把毛澤東搞垮了，出現了『三信』的危機。這几年靠了小平同志。現
在不能把小平同志又搞垮了。」
趙紫陽聽後，表示：「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特別強調：
「我們一定要維護小平同志的威信。我愿意出面承擔責任。我們要向
小平同志說明真相，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說：「事實上，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我也有責任，
我在平壤，中央將社論草稿發了給我，徵求我意見，我表示同意了的。
我不要常委負責，我愿意公開由個人承擔。」
他又說：「學生們求廉政，反對貪污，反對『官倒』，反對
特權，﹒﹒﹒這些都是我們黨提出的，現在學生和群眾支持是好事嘛。
我們要通過對話，對於群眾提的要求，接受合理的部分。我准備向常委
建議，采取一些具體措施，來制止、杜絕這些弊端。」
趙紫陽講了一些他的具體考慮，如反持權，首先要從中央做起，
從中央常委做起，先取消給中央常委的「特供」（指給予中央副總理
以上干部廉價食品和生活用品的制度），歲數大的老人，可以考慮緩
一步。改革常委外出的專機、專列（專用火車）、警衛制度，几位老
人可以保留，新的常委要考慮輕車簡從。
對高干子弟搞特權的做法，趙講：「我准備寫一封信，向中央
表示，先調查我的子女，如有問題，就接受國法處理﹔如有涉及我本
人，一樣。」他還表示，要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來討論、制定反貪污、
反官倒、反特權的措施。
我們還討論了其他一些問題，如：關於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的問
題，我建議，長遠來說，要考慮金融改革，目前是否可以先提高銀行
利息，提倡儲蓄，多吸收社會游資。
我們還議論到「學自聯」和「工自聯」的問題，即在傳統的工會、
學生團體之外，現在有了學生、工人的自發組織，應如何看待？趙紫陽
表示，我們不要怕這些自發組織，可以讓他們活動，參加選舉。只要我們
的群眾組織能代表群眾利益，不要擔心有人競爭。
趙講，現在主要的問題，一是爭取小平同志能同意改變對學生運
動的定性，二是要徵求常委們的意見，改變決議。趙紫陽說「請你幫助
一下，你和尚昆比較談得來，請你把我們今天談的意見，特別是把外界
的反應和你的看法告訴他，徵求他的意見。如果他同意，再請他去小平
同志那里去爭取小平同志改變對運動的定性。」
趙紫陽表示，他准備自己找李鵬談。他估計在常委里面，喬石、
胡啟立會同意，主要問題在李鵬、姚依林。 （一二一）
我義不容辭，接受了趙紫陽的委托。
回到寓所，我即刻和楊尚昆約定。第二天，我們在楊尚昆家里
見了面，我把趙紫陽談話的主要內容和想法，向楊尚昆講了，楊尚昆
很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楊還告訴我，他剛從人民大會堂回來，聽到
了趙紫陽對亞銀年會代表團團長和亞銀高級官員的講話，認為講得很
好。也碰到喬石，喬也很贊許。趙紫陽這個講話中，針對「四﹒二六」
社論中「這是一場計畫的陰謀，是一次動亂」的說法，表示：「中國
不會出現大的動亂」，認為學生游行的基本要求，「正是我們黨和政府
的主張」。他還表示，要通過與各階層的對話，來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
問題。
後來，我知道，趙紫陽的講話在中央常委會上討論過，是中共
中央常委政治秘書，也是趙的秘書鮑肜起草的。常委討論時，姚依林
曾提出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加進去，趙解釋了一下，表示在
這樣的氣候下，暫不強調。常委們也都同意了。
楊尚昆對我講：「我去同老爺子（指鄧小平）講，老爺子的脾氣，
你是知道的，他可以聽進去，也可能聽不進。你告訴紫陽，讓他先這樣
做，假如有責任，我是第一個。」我告訴楊尚昆：「外面傳說，這次不
是趙倒，就是李下台。」楊尚昆斬釘截鐵地講：「一個也不下，趙、李
都不下。」
與楊尚昆談話後，我打電話告訴趙紫陽，他又約我當面細談了我
同楊尚昆談話的情況。趙紫陽告訴我，他也找李鵬談過了。但是他沒有
講效果如何。
當時趙紫陽在「五四」紀念會，以及對亞銀官員的講話，黨內反
應很好，學生、社會的反應也很好，以致我和趙紫陽對當時的形勢估計
都過於樂觀。趙當時對我講：「看來，這次學生運動還可能推動改革。」
這樣，我就放心地回香港了。回港後，在工委會內部傳達了關於處理學
生運動的基本方針（沒有涉及中常委的有關情況），并討論了香港、澳
門的有關方針政策，專門向中央做了正式的文字報告，以配合趙紫陽在
北京的工作，報告內容共有四點，基本上體現了在北京與趙紫楊的談話
內容。
五月十三日，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學生們開始絕食了，連續几天，
加上國內外媒體的連續報導、渲染，學生絕食的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的
學生甚至宣布開始絕水。
我專門打電話給趙紫陽、楊尚昆，建議處理學生絕食活動，不能
再拖延了，是否准備几百輛大客車，騰出醫院，動員醫生、護士、和一
部份工作人員，都穿上白大褂，在拂曉時，几個人扶一或抬一個，把
絕食學生強制送往醫院，再封鎖天安門場，進行對話活動。我擔心如果
有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矛盾就會進一步激化。他們兩人在電話中都講這
是好主意。但後來我等來等去，始終沒有看到行動。大概他們那時也無
能為力了。
五月十五日，蘇共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十六日上午，鄧小平會
見戈氏時講：「今晚你還要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見面，這將標志著
中蘇兩黨關系實現正常化。」但到了晚上，趙紫陽卻對戈氏講：「你今
天上午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是你中國之行的高潮，我想這樣說，你
同他實行了高級會晤，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系的恢復，我們兩黨關系
實現了正常化，所以，我們兩黨實現正常化不是現在，而是上午。」
接著趙紫陽又講：「十三屆一中全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就是遇到最重要
的問題，仍需要鄧小平掌舵。」
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條消息，就對几位副社長講，這個話講糟了，
他講這個話也許是好意，但這個時候講這個話，鄧小平要起誤解的。
果然，不出預料，北京傳來消息，中央常委開會，鄧小平不同意
改變對學生運動的定性，趙紫陽辭職了。但十九日凌晨，趙紫陽仍去廣
場看望絕食學生。後來知道，十八日晚上政治局開會，一直開到凌晨，
否定了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意見，趙在會後即去廣場看望學生，含著淚講，
希望學生停止絕食，愛惜身體，并講他去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我在香港知道趙紫陽去天安門看望學生的消息後，因為新華社
大樓門前也有日夜靜坐、絕食的香港學生，我就決定也去看望他們。
在現場，有記者問我對學生運動的看法，我講，我完全同意
趙紫陽總書記的看法。
當天晚上（五月十九日），李鵬板著面孔宣布北京市戒嚴。
（一二二）
卷入核心之爭
李鵬下達三條指示 照傳達但保留
北京開槍共黨變了 下決心要退休
五月廿二日，中央來電報，要我立即去北京。我估計是關於中央
改組的事，即於廿三日到北京。在機場接我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神色徊
異往常，很緊張。他告訴我，北京市的公安警察巳不能執行任務，市面
上由工人、學生、居民沿途設卡，查詢行人車輛，遇到政府、軍隊車輛
，隨時有被扣留的可能。因此，現在黨、政、軍、機關用車，車牌一律
都換用一般市用車牌。我們從飛機場去住處，為免麻煩，須繞道而行。
這位副主任還告訴我，中央已將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調來，來時為免麻
煩，下飛後偽裝稱是醫生。我問他，中央調江澤民來干什麼？他回答說
：「不清楚」，只聽說已接管胡啟立主管的宣傳工作。我因趙紫陽沒有
參加十九日的黨政軍干部會議，心里已有准備，也就不再詢問了。但我
沒有想到，江澤民會任總書記。
廿五日，楊尚昆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一間休息房里見我。
當時，他們把北京市的情況估計得很嚴重，許多負責人都搬了家。楊尚
昆、李鵬搬進了中南海，他們比鄰而居，一個住毛澤東的游泳池，一個
住池旁毛澤東逝世時的住宅。在我等待他們召見時，我巳經知道，此行
是屬於中央「打招呼」性質，全國不少省、市負責人大多已來過北京，
我屬於最後几個人，至於打的什麼「招呼」，不用講，也已猜出八、九
分了。
楊尚昆沒有和我講到五月四日兩人談過的話題。一見面，就解釋：
「常委決定，因為我和你及几個人熟悉（楊尚昆沒有講是那几個），要
我出面談話。」又說：「經常委決定，趙紫陽巳停職。小平同志講，巳
經沒有路可退了，才采取戒嚴，動用解放軍平息動亂。希望你理解，支
持中央的決定。」
我當時十分難受，一時講不出話來。半響才講：「動用解放軍，
千萬不要流血啊！」楊尚昆當即表示：「不會的，不會的。」并說：
「几位老帥，徐帥聶帥 ，也是這樣意見。他們也向中央提了這樣的
意見。」又重復了一句：「不會的。」我便問：「誰當總書記？」
楊尚昆回答：「還沒有決定。」隨即又補充說：「中央還沒有來得考
慮。」我立即鄭重地向楊尚昆說：「不能讓李鵬當啊！」楊也肯定地
回答：「不會的。」
在這樣的問答過程中，我激動地流淚了。
楊尚昆又問了一些香港支援北京學運，以及駐港中方機構的情況
，特別關心中銀擠的情況。會見約二十分鐘後，他說還有事要處理，要
我去見李鵬：「你去和他談談香港經濟方面的情況。」我想，是不是我
剛才提過李鵬的意見，他讓我去見見李鵬，緩和我和李鵬的關系？
我辭別楊尚昆即去見李鵬。李的秘書說李去國務院開會，要我坐
一會，他通知李鵬馬上回來。我在會客室方坐下，李鵬的老婆朱琳出現，
和我打招呼，說：「你們在香港辛苦了。」擺出一副大首長架式，我反
感地苦笑以答。坐下後，朱琳立即夸耀起她的丈夫：「我家老李，堅持
正氣，不怕人家反對，這陣子很不容易啊！」又說：「學生鬧得那麼凶，
趙紫陽還去打他的高爾夫????。」嘮嘮叨叨，不可一世的氣慨。我百感
交集，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沉默以對，她只好無趣而退。
李鵬一出現，還未坐下，便責問：「文匯、大公，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我直接回答：「這是受天安門影響。」沒有
再作解答。他大概也有所感覺，當時也不好對我怎麼樣，轉而以緩和語氣
詢問香港情況，我便敘述了香港市民激烈支援天安門學生運動的情況。
李鵬聽後，要我與港英政府交涉，讓港英政府出面，對運動進行限制。
他又提出，要查明文匯、大公報事件，嚴肅處理。我當即向李鵬表示，
「香港情況同內地不一樣，處理方法也有所不同。」又頂回去了。
李鵬聽後，怏怏不快，再也沒有表示意見。我沒有再按照楊尚昆的要求，
向他談香港的經濟情況，我只是再一次向他提了關於海南洋浦特區的開發
問題。前文巳述，我這是受海南省書記許士杰之托，再一次希望說服李鵬
能盡快批淮海南省委的報告，李鵬也重復了他按項目批土地的那一套，推
托過去。這是我和李鵬最後一次單獨談話，話不投機，不足半小時，我
就告辭了。
在北京宣布學生運動為動亂以後，姬鵬飛兩次讓秘書打電話給我，
向我「建議」（他大概知道我對運動的傾向），處理香港有關學運的事
務按李鵬決定的三條指示：一、北京的學生運動是一次動亂﹔二、對機
關干部和工人要進行正面教育，不參加支持學生的街頭活動，一發現情
況，就要嚴格說服和制止﹔三、要堅持工作，堅持生產。
我們港澳工委討論後決定：李鵬三條照傳達，但是，如有不同
意見，可以保留的做法。與楊尚昆談話後，我回到香港，在工委會上
傳達了楊尚昆的講話，并在機關重申了李鵬的三條意見。但大家并未
因此對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群眾運動，改變看法。
六月三日晚上十一點多鐘，文匯報副社長陳伯堅打電話告訴我：
「北京開槍了！」因為他家就住在北京木樨地，那里是北京首先開槍的
地點。
從六月三日晚上起，三、四、五，連續三天三夜，我沒有睡覺，
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困了就躺在沙發上。這些時日來，我面前放了兩
台電視機、一台收音機。電視每半小時播一次北京情況，電台每十五分
鐘播一次北京新聞，實際上是連續二十四小時在播送北京的情況，以及
香港和外界的反應。沒有言語能夠敘述我當時心情的矛盾和激憤。我想，
共產黨變了，北京的那些所謂的共產黨人變了，他們怎麼能夠站到人民
群眾的對立面去呢？我下決心要退休，不干了。我想，我在香港還有一
個善後的問題，不能因我走，使香港一些機關干部受連累﹔另外，我想
做些安排，以便退休前後，盡可能為香港的一國兩制做些實際的和研究
的工作。我相信，某些共產黨員不行了，并不等於共產黨就垮了，將來
共產主義還是會實現的。
中共中央宣布撤銷趙紫陽的職務，由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之後，
我立即請人帶給趙紫陽兩句話，一句是「公道自在人心」，第二句是
「保持身體健康」。帶信的人回覆我，趙聽了後講了兩個字：「謝謝！」
我想，歷史上堅持真理的人，往往要受些委屈﹔但是，是非曲直，歷史
終會還予他們公道，人民不會忘記他們，真理是不會被泯滅的。
(一二三)
人心大變化
今日北京明日香港���覔D出香港心態
爭取人心遭到打擊���僙a位空前孤立
「六四」，中國共產黨向人民開槍，群眾流血了，香港人也
因此空前失望了。
香港各界從九七「大限」心態出發，看到「六四」，聯想到
九七後，自己也可能有類似遭遇，因而愈發空前激烈地投入運動，
「今日北京，明日香港」的口號，明確地道出了香港人的九七心態，
引起市民共鳴。「黑色」大靜坐，「黑色」聲討會，從各種大大小小
的集會、游行，以至上百萬人的大集會、大游行，牽動了全香港，打
破了港人歷來對政治的冷漠，几近瘋狂地參加運動。過去，「國際歌」
、「國歌」為共產黨、大陸人所唱的歌，現在香港人都唱了，一曲
「血染的風彩」竟成了香港當時眾人唱的流行歌曲。這種借歌發揮的
心態，真使人啼笑皆非。
受這個運動影響的人數實際還遠超過參加游行集會的人數，涵
括全香港左、中、右各方面的人士。
新華分社、左派團體內部的當地員工，几乎都參加了活動。我們
的基本群眾：愛國學生、工人、共產黨員，包括一些老共產黨員，相當
多數都參加了這一活動。右派勢力也舉著台灣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
公開參加游行。從大資產階級到勞動群眾，政治上各種傾向的人士，甚
至少數外籍人士，都參加了活動，在香港社會上形成一種現象：誰不參
加這種活動，誰就受孤立、受歧視。
實際上，香港這一活動具有兩面性。一面是廣大群眾表達了空前
對中國愛護的熱情，希望國家進一步改革、進步，支持學生要求民主、
改革的愛國運動。另一方面則表現了對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不滿、不信任
和反對，以及不滿共產黨鎮壓學生，反改革，反進步的做法。
當然，不排除一些對中國共產黨采敵視態度，企望社會主義中國
垮台的勢力從中起影響的一面。但應該講，這不是主要的。
因為各種勢力、各界人士都參加了運動，形成一個愛國的、反對
北京當局錯誤政策的統一戰線，人心起了大變化，使得我們在香港多年
爭取人心的工作，亦即愛國愛港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仗我們處在一種空前孤立的地位。�������嵗]一二四）
人心大變化
中銀爆發擠兌�����𨸹T天內提走百七十億港幣
悼六四死難者�����絍壑憍騍v新華社員工祭靈
「六四」北京開槍後，香港市民一直處在激憤之中，不少市民
以罷工、罷課、罷市，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股市下跌一千點，市值損
失二千億港幣﹔地產物業的市值至少也下跌二千億港幣。也就是說，
僅是股市和地產，巳損失了近四千億港幣。
市民在政治上的義憤無處發泄，就涌向中國銀行擠兌，三天之內
提走一百七十億港幣，來勢異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學一
批青年學生，擁護毛澤東思想，熱愛社會主義祖國，被稱為國粹派。現
在，這批青年多巳成為香港社會的精英，有的在外國銀行香港分行任總
裁、經理，有的任職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後，他們中一些人聚會，
多數人憤慨地主張，乘擠兌中國銀行之機，把中國銀行搞垮。這說明什
麼呢？一度他們是香港最愛國、最熱愛中國共產黨的青年，竟然發生了
這樣激烈的變化！
當然，擠兌風潮對香港金融有破壞作用，受損害的，最終還是香
港市民。工委經過討論，由中國銀行向港英政府和匯丰銀行緊急交涉。
他們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發表聲明，匯丰也准備調集一些資金支援。
當然，中國銀行主要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調度，大陸總行也調
來資金支援，盡快平息了擠兌風潮。
六四後，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國領事館外大排長龍申請移民，
不少內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開在領事館外排
隊等候。中國駐外使館人員外逃的消息，也不時傳來。
香港的公司企業遷冊風潮又起。連一向表示不移民、不遷冊的李
嘉誠，也改口聲稱，是否遷冊，由董事會決定。
六四之前，新華分社門庭若市，就是請愿游行期間，接觸面也很
廣。「開槍」之後，一下子冷清下來。很多一向同中國關系較好的人士，
都開始疏遠﹔連平時和中方關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見面了，他們也要同
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離。一些商人紛紛停止與國內的生意，甚至
把辦事機構從內地撤回。
六四後，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學運的團體，在新華分社大樓的對面
設靈堂，祭悼六四死難者。行人經過，都參加吊唁致敬。鄭華很緊張地
告訴我，黃文放帶頭搞了橫幅，准備率領社內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員去靈
堂祭靈。黃文放是對台工作部部長，前次部長們的簽名，也是他帶頭的。
鄭華告訴我，他們對黃文放做工作，勸阻無效。鄭華要我出面再做做黃
文放的工作，他去勸阻群眾。我簽應了。我把工委的意見告訴了黃文放，
希望他不要帶頭，自己也不要參加祭悼活動。黃文放不置一詞，轉身依
然率領香港本地員工，打著橫幅，走出新華社大門，在對面靈堂前做了
祭悼活動。鄭華的勸阻工作，只在少數內地來的員工身上產生效果，他
們沒有參加祭悼。
四個月來，新華分社大樓，以及對街體育館的牆上，貼滿了各式
各樣的大字報和漫畫。「六四」一個多月後，我們徵得港英政府同意，
准備由新華分社員工自己動手洗刷乾淨。由於貼大字報所用的膠水，洗
不掉，行政處就請中資機構下屬的清潔公司幫助清洗，當然也是要給錢
的。但是「左派」機構的清潔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華分社大樓驚壁上的
大字報，堅決不肯接受。
圍棋國手聶衛平要去東南亞參加圍棋比賽，途經香港，與他同行
的還有浙江省的撟牌隊。我邀請他們在新華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約他
們下什四點鐘就到，因為我也喜歡下圍棋，想藉機向聶衛平討教。
聶衛平和其他人下午四點多就到了，撟牌隊的隊長需在九龍辦一
點事，會晚一點來。我們一面談話，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點，他
才到。問他為什麼這麼遲？他講，在九龍叫「的士」（出租汽車），的
士司機聽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華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車而去，不
肯載他，連叫四輛的士都如此。
後來，他只好請一個過路人幫他叫車，只講地址，不講是新華分
社的地方，這才找到一輛車載他前來。我和聶衛平聽後都十分震動，沒
想到，連的士司機這樣的基本群眾，對我們都持這種態度。
六四後，為爭取港人恢復和中方的交往，了解北京新領導班子的
政策，我積極徵求港方中國上層一些肯接近我們的人士，鼓勵他們訪問
北京。包玉剛、李嘉誠同意去北京，但只見鄧小平。我同意為他們安排，
包、李也先後見到鄧小平。他們回來後都和我聚會，談了會見情況。
包玉剛談及鄧小平對英國政府持強硬對強硬的態度﹔李嘉誠則語焉不詳
地表達了他的憂慮：「如鄧先生而言做下去，非港人之福。」我懂得他
指的「鄧先生而言」，是和包玉剛講的同一內容。
其他先後有几批人也同意去北京，但條件是只見江澤民，不見
李鵬。我也答應，做了安排。他們見到了江澤民。也有人同意見江也見
李，但要求見李不公開，不發新聞。我同樣接受，做了安排。只有羅德
丞沒有拒絕，他見了李鵬，做了公開報導。
大多數去北京訪問過的，不管見了誰，回港和我談及感想，都異
口同聲說「北京領導人不了解香港情況」，表示很失望。有人甚至說，
「他們（指會見的領導人）把香港當敵人看待。」我不便細問，也就很
難對這些人做解釋。
後來李後給我打電話說，江澤民不愿意再單獨見什麼人，理由是
如果他們不愿見李鵬，他一個人不方便單獨接見。這樣，約好的几批
人士，便遲遲不能成行，又不便將江澤民的理由坦直回覆給他們，只好
藉辭拖過去。我深感香港人心變化之大，而北京又不能也不想理解，今後
香港工作實在難做了。 （一二五）
（許家屯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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