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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雷斯中國之行
普雷斯訪華內幕。中美互派留學生的談判充滿了戲劇性。鄧小平說："派人出國也是一項具體措施。" 那些一大早就擠在公安局簽證科門外、然後在狹小憋悶的接待室裡苦苦等候、最後終於小心翼翼地領到或交上護照申請表的人，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他們都是歷史的幸運兒。 ８０年代初，中國的國門，雖然狹小，但畢竟是為這一代人打開了。要知道，那時，中國和西方已完全隔絕了三十年，和蘇聯、東歐也斷絕來往二十多年了。在這幾十年中，中國人沒有誰敢夢想今生今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更不要說去海外留學。 這國門的打開，是中國在７Ｏ年代後期發生的許多影響深遠的歷史性變化之一。 １９７８年７月７日，北京正在召開全國財貿"雙學"大會——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在全體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他指出，… 就在這同一天，當時的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方毅正在同來訪的美國總統科學技術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弗藍克﹒普雷斯(FrankPress)博士率領的美國科技代表團舉行會談。 當時中美雙方會談的重點是科技交流問題。… 會談一連進行了三天。普雷斯形容會談是"建設性的"；方毅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期間，美國客人參觀了農業學大寨展覽、科研單位和醫院，當然，也遊覽了長城。 就在這三天的會談中，中美雙方取得了一項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破。後來的事實證明，它不僅改變了許多中國青年的命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這就是中國政府同意向美國派遣留學生。 當時談判的過程頗具戲劇性。 美國第一任駐中國大使伍德科克先生(LeonardWoodcock)當年作為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參加了那次中美會談。１９９１年冬天，這位８０多歲的老人曾向我清晰地回憶起當時雙方談判的情景。 他說，中國同意向美國派遣留學生對美方來說是一個意外的"驚喜"。事前，美方是準備在會談中向中方要求將互派留學生作為雙方科技合作的一部分，但在這一點上，他們不抱太大的希望，原來只是作為談判的"籌碼"之一。美方沒有料到中方會如此積極迅速地作出反應。在一天上午的會談中，美方代表先發言，提出雙方可以互派留學生。下午，中方代表發言，說，可以。並馬上反過來問，你們能接納多少人？ "這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伍德科克先生回憶說，"大家都很興奮。可那時，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只有一個設想，沒有什麼具體的方案。 美方代表立即在場下舉行"緊急磋商"。來自美國航空、教育、農業、商業、衛生各界的代表團成員開始估計在各自領域裡能夠接納多少中國學生。"緊急磋商"之後，美方代表又把問題提了回去：你們計劃派出多少？ 中方立即答覆：５００人怎麼樣？ 原密歇根大學教授奧克森伯格教授(MichaelOksenberg)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伍德科克先生關於當時美國代表團對中國願意向美國派遣留學生頗感意外的說法。他當年作為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顧問，也是美國科技代表團的成員之一。他還在密歇根大學任教時，有一次對我說起，在那次正式會談前，他在宴會上和一位中國官員用中文交談，曾試探性地詢問有關互派留學生之事。那位中國官員明快他說："我們同意。"他聽懂了。當他把這一消息告訴自己的同事時，其他美國人卻都表示不相信，讓他再去問。於是，他又找到那位中國官員，問："您剛才是不是說…"對方回答："是呀！" 美國方面顯然將中國方面同意向美國派遣留學生視為此次訪問的最大突破。美國人歷來相信文化交流是擴大美國影響的最有力的手段，而"哪個國家能做到教育這一代青年中國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的收穫。"②他們不希望看到將來北京王府井街頭那些摩肩接踵的人群都充滿了反美情緒。 第二章 留學先驅容閎 １８４７年，先驅容閎遠渡重洋赴美留學，帶回了一個影響深遠的夢想。 １８４７年１月４日，也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首批中國留學人員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個末滿１９歲的中國青年，在廣州的黃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號(Huntress)專向美國運載茶葉的帆船，遠渡重洋，去美國求學。帆船在大洋的驚濤駭浪中顛簸了整整９８天，終於在１８４７年４月１２日駛進了當時只有二三十萬人口的紐約港。三年後，那位中國青年考人了耶魯大學(YaleUniversity)。１８５４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對中國人來說仍充滿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陸之後的第八年，他從耶魯大學畢業，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留學生。 那個青年人名叫容閎（ＹｕｎｇＷｉｎｇ）。 容閎１８２８年１１月１７日生於廣東的南屏鎮。那裡離澳門不遠，是中國最早受到西方傳教士文化影響的地區之一。容閎六歲時，就曾跟隨一個傳教士的夫人讀書，後因學校停辦、父亡家貧而輟學。１２歲時，他到了澳門，進入當地的瑪禮遜教會學校（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Ｓｃｈｏｏｌ）學習。 瑪禮遜學校是為紀念傳教土瑪禮遜博士而於１８３９年１１月１日在澳門創建的。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後，學校遷到香港。校長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個美國人，耶魯大學１８３２年畢業生。據容閎後來回憶，勃朗先生是一個極為出色的教師。他"性情沉靜，處事靈活，彬彬有禮，為人隨和，且多少帶點樂觀主義精神。他熱愛自己的學生，因為他瞭解學生他們為了掌握知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費心血去教育他們。教學上，他別具天賦，釋物說理，清楚明了，簡潔易懂，從無學究氣。" 容閎入校學習時，全校已有了五個中國孩子，容閎是第六個學生，也是年紀最少的一個。孩子們在學校上午學習算術、地理和英文，下午學國文。容閎在那裡讀了六年書。 １８４６年８月的一天，一個決定改變了容閎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來到班上，告訴全班同學，因為健康緣故，他決定要回美國去了。他說，他想帶幾個同學跟他一起走，以便他們能在美國完成學業。如果有誰願意跟他一起走的話，勃朗先生說，請站起來。 這時，全班死一般寂靜。 容閎第一個站了起來。接著站起來的是一個叫黃勝（ＷｏｎｇＳｈｉｎｇ）的孩子；然後，又有一個叫黃寬（ＷｏｎｇＦｏｏｎ）的孩子也站了起來。 晚上，當容閎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母親時，母親哭了。那時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著生離死別。但母親最終還是同意了，讓自己孩子由海角遠赴天涯。 四個月後，容閎和黃勝、黃寬一起在黃浦港乘上了那艘駛向美國的"亨特利思"號帆船。 那時候，他們誰也沒有想到自己正在開創歷史。 到了美國不久，黃勝因病於１８４８年秋回國。兩年後，黃寬亦轉往蘇格蘭去學醫，只有容閎一人留了下來。１８５０年，他進入耶魯大學，並在那裡完成了學業。 １８５４年冬，容閎歸國。他不僅帶回了一張耶魯大學的畢業文憑，而且還帶回了一個夢想——一個日後影響了幾代中國青年命運和整個中國歷史進程的夢想。 "在大學的最後一年，"容閎晚年時回憶說，"我已經初步想好了我將做什麼。我堅信下一代的中國青年應當能有機會受到我所受到過的教育，而通過西方的教育，中國或許可以再生，變得文明而強大。這一目標的實現已經為我一生事業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帶著這個夢想，容閎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充滿了戰亂、貧窮、愚昧的祖國。為了這個夢想的實現，他奮鬥了整整一生。這使他不但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學生，而且成為中國近代留學事業的真正開創者。 …… …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容閎了。在這一百多年之中，中國人記住了許許多多顯赫一時的權貴，記住了許許多多戰功卓著的將軍，記住了許許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卻少有人記住這位默默為中國留學事業開創道路的先驅人物。 然而，縱觀歷史，容閎一生的作為對日後中國社會變化的影響之深遠，是中國近代史上只有少數幾個人能夠真正相比的。 容閎，可以說是中國的哥倫布，他不但"發現"了美洲，使中國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無知也不是自卑恐懼的心態來看待"中央帝國"之外的世界；而且，他還為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陸"，使他們終於有可能在中國文化傳統之外看到另一種人類思想的閃光。 容閎所倡導的留學教育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青年，而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第三章 第一次留學潮 1863年，容閎有機會結識了曾國藩。他多次遊說這位當時清廷中最有權勢同時也最有遠見的人物來實施他的留學生派遣計劃。 1870年，曾國藩終於被容閎說動，同意領銜上書，奏請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學習。一年之後，曾國藩去世。留學生的派遣成為他充滿矛盾的複雜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後一項業績。 當年整個留學計劃分四年進行：每年選３０名１２歲到１５歲之間的幼童赴美，四年共１２０名，留學期限為１５年。１５年後，每年分３０名回國。 容閎被任命為"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副監督。他負責招選了第一批幼童。當時，出洋留學如同探險，生死難料。報名的人遠不如今天這樣踴躍，招生頗為不易。內地招生不足，只好到開化較早、得風氣之先的沿海一帶去招。第一批赴美的３０名幼童中就有２５人來自廣東。而幼童的家長還必須具結，保證："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畢，容閎先期赴美，安排幼童們在美國的生活和學習。 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３０名穿著長袍馬褂、拖著辮子的中國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郵船，遠渡重洋去美國留學。 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個容閎幾乎完全憑著個人的努力創造出的"歷史的奇跡"。 當那些穿著長袍馬褂、拖著辮子的中國幼童們第一次出現在美國城市的街道上時，許多美國人誤把他們當成了女孩子，常常會好奇地跟在他們後面大叫："看，中國女該！"，弄得那些中國幼童們很不好意思。 但是，這些聰明的、頭腦還未被"四書五經"完全禁錮住的中國男孩子們很快就適應了美國生活。他們被分配到美國人家裡生活，異國自由獨立的空氣激發起他們久被壓抑的童心。他們脫下了長袍馬褂，換上美式服裝，有的還大膽地剪掉了辮子。他們迅速學會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騎腳踏車，有人甚至敢於用拳頭和人較量。 這些事情立即在容閎和翰林出身的"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陳蘭彬之間引起激烈爭執。容閎同情幼童們，認為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結果；而陳蘭彬則指責容閎在偏袒縱容，他絕對無法容忍幼童們的那些"自由化"的變化。在他看來，孩子們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種悖逆。 容陳之爭執反映出了兩人留學觀念上的根本衝突。容閎認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養學生們具有一種有別於中國傳統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陳蘭彬則把幼童們的變化視為是西方教育對純正的中國思想的一種"污染"，他認為必須採取防範措施，不然這些中國幼童就都會變成"洋鬼子"了！ 陳蘭彬的擔憂不是一點沒有根據，但這只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擔憂。中國人內心深處向來懷有一種恐懼，害怕自己或別的同胞變成"非中國人"。這種恐懼多少植根於中國人歷史上根深蒂固的"種族意識"，又因近代中華民族飽受欺辱的經歷而染上一層民族主義色彩。它長久纏繞著中國人的心靈，蒙蔽著中國人的理性。 １８７５年，陳蘭彬調任駐美公使。繼任的人名叫吳嘉善。 吳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閎曾與他在上海見過一面，留下的印像是："性情怪僻"。共事幾年後，容閎對他的評價是："此人應置於瘋人院或白癡院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吳嘉善原是遣派學生留洋一事的堅決反對者，如今卻彼委任為"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正監督來管理留學事務。 吳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們謁見時不行跪拜之禮而勃然大怒，接著，又責容閎縱容學生。最後，他乾脆與陳蘭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學生"腹少儒書，德行末堅……實易沾其惡習"而建議從速解散"選帶幼童出洋肄業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並聲稱："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 １８８１年９月６日，對留美的中國幼童來說，是一個極為悲憤和憂傷的日子。清廷決定招回幼童，幼童們被迫中斷學業，全數"遣送回國"。其時，大多數人學而未成。６０多人中斷了在大學的學業，許多人還在中學學習。１２０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學學業的只有兩人。 中國近代留學事業的第一次嘗試，就這樣夭折了。 儘管被迫中斷在美的學業，這批留美幼童中最終還是湧現出了一批優秀的鐵路、煤礦、電訊、外交、海關、新聞等專業人才。他們之中有設計建造京張鐵路的詹天祐，負責勘探建設唐山開平煤礦的吳仰曾，擔任過電報總局局長的唐元湛，以及曾任總理的唐紹儀和曾任外長的梁敦彥。 …… 幼童全數撤回之時，官吏出洋考察之風漸興。光緒十三年（１８８７）總理衙門訂出了出洋遊歷人員章程十四條，規定：五品以下官員出洋考察，除報銷車、船費用外，每月另有二百兩白銀的津貼；而且，不但可以雇請一個翻譯生，還可以帶僕役一名。考察期限則以三年為限。 這種攜員帶僕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緒二十六年，外務部又上一奏章，稱："近年出洋學生……多不習外國語言學問，……廢時靡費，莫此為甚"。至於奏章上去後效果如何，史書末載，不得而知。 第四章 第二次留學潮 近代史上，中國政府第二次有計劃地大規模向海外派出留學生，是本世紀初的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 １９００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北京爆發了"庚子之亂"。當時，幾十萬號稱"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入京圍攻各國使館。不久，八國聯軍攻佔了北京，慈禧太后棄都而逃。 １９０１年，李鴻章被迫與各國簽訂恥辱的"辛丑條約"，同意向十四國賠償白銀四億伍千萬兩，分三十九年付清。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庚子賠款"。 １９０８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授權羅斯福總統退還中國"庚子賠款"中超出美方實際損失的部分，用這筆錢幫助中國辦學，並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雙方協議，創辦清華學堂，並自１９０９年起，中國每年向美國派遣１００名留學生。這就是後來庚款留美學生的由來。 １９０９年、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１年，在北京三次從全國招考庚款留學生。當時對考生的要求除了通曉國文、英文外，還須"身體強健，性情純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 第一次招考是１９０９年８月舉行的，６３０人應考。先是初試，考國文、英文和本國史地，取６８人；再複試，分別考物理、化學、博物、代數、幾何、三角、外國歷史和外國地理諸科。連初試帶複試，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後放榜，錄取了４７人。 這第一批庚款留美學生同年１０月赴美，赴美時，另外加上了３名貴冑子弟，共５０人。他們所學專業大多是化工、機械、土木、冶金及農、商各科。後來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就是其中之一。 １９１０年８月又舉行了第二次招考。考試仍分初試、複試。初試先考國文、英文，其中國文試題古色古香，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而英文試題則頗為時髦："借外債興建國內鐵路之利弊說"。複試則考了西洋史、植物學、動物學、生理學、幾何和世界地理等科。４００多人應考，最後錄取了７０人。 這第二批庚款留美學生中，後來出了一個大名鼎鼎的胡適，他當年考了個第５５名。同榜中還有後來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氣象學家竺可楨等。 一年後，即１９１１年，又招考了第三批、也是最後一批庚款留美學生，一共有６３人。 三批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為中國培養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中國近代科學發展中的許多新學科的創建者大多來自這些留美學生。 １９ｌｌ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覆滅。中國進入了軍閥混戰的民國時代。 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二次大規模向海外派遣留學生的計劃也因這一翻天覆地的歷史性變化而又一次中斷。 …… １９ｌｌ年初，利用庚款而專門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清華學校正式成立。在此後十多年間，據統計，由清華派出的留美學生就達１０００多人。 與此同時，自１９１２年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漸漸形成了高潮。由吳敬恆、蔡元培、汪精衛等人組成的"留法儉學會"，利用當時法國因歐戰而急需勞工的機會，組織中國青年赴法，以工求學。勤工儉學的計劃立即得到了青年們的熱烈響應，赴法人數逐年增加。到１９２０年左右，在法的中國學生已達２０００多人。 …… 從２０年代中到３０年代末，中國社會在經過近百年的戰亂之後，終於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 １９２８年８月１７日，清華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羅家倫出任校長。 那一年開始公開招考留美公費生。１９３３年，又開始公開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學生。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留學事業再一次受到了極大的衝擊。從當年政府留學生派出的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這種衝擊的強烈程度。 …… 從統計數字中可以看出，自１９３２年起，留學人數逐年增加，並於１９３５年，達到高峰１０３３人。１９３７年抗日戰爭爆發，政府宣佈了留學限制的暫行辦法，留學人數立即銳減，於１９４１年跌至谷底，全年只有５７人。 １９４２年，抗日戰爭接近尾聲，政府開始放寬留學政策。先是廢止了留學限制規定，然後在１９４４年舉行了英美留學獎學金考試。 １９４５年，日本宣佈投降，抗日戰爭結束。 １９４６年７月，舉行了全國公費留學考試。一時應考者多達４４６３人。而這一年，留學總人數也已回升到７３０人。 但是，緊接著，中國又經歷了另一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化。一個時代結束了，一個新時代就要開始。 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國近代留學的歷程，不能不令人深深感歎。容閎的幼童留美計劃因清朝統治者的愚昧和腐朽而毀於一旦；庚款留美學生的派遣由於革命爆發而被迫中止；３０年代的留學事業又備受戰爭的衝擊。近百年的留學史幾乎沒有多少風平浪靜的時候。 其實，一百多年來中國全部近代歷史又何嘗不是這樣呢？自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艱難的歷史進程幾乎每隔十年就要被農民起義、外敵人侵、政變、內戰、革命、政治動亂所打斷一次。我們中華民族幾乎從來沒有十年以上的安穩時間去認真而持續地做任何一件事。 第五章 第三次留學潮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代表新中國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可是，站起來了的中國人很快發現，他們只能站在自己的那塊土地上，去不了別的地方。 …… １９７８年底，當鄧小平再一次打開中國大門時，中國與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已經隔絕了將近三十年。中國人如同從一場昏夢中醒來，睜開眼，張望著外面全新的世界。 １９７８年底，當首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的消息見諸報端之時，並沒有多少中國人真正意識到這件事情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以及對他們個人生活所可能產生的深遠影響。 那時，對絕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來說，"留學"這件事壓根兒就沒在他們的夢中出現過。"外國"，如同天堂和地獄一樣遙遠，屬於同他們的生活完全不相干的另一個世界。 …… 最早被派出國的留學生都是被"挑選"出來的。他們幾乎都是公費生，絕大部分是訪問學者，少部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對許多訪問學者來說，出國留學，如同是一項組織安排。為此，他們即使不感謝黨和國家的培養，至少也得感謝命運的關照。對研究生和本科生來說，他們大多必須經過考場上的競爭。不少人之所以能被選中，往往是因為他們的高考或研究生考試的成績優異，特別是外語成績好。 在當時整個出國過程中，個人選擇的餘地是很小的——"一切聽從黨安排"。一個３０歲的日本東京大學博士畢業的歸國留學生說，他當年報考研究生時，本沒指望能夠出國。但他報考的專業有兩個出國名額。他考得很好，特別是英語成績非常出色，而且，他在報考表格中"是否報考出國留學生"的那一欄裡劃了那麼一道，結果被選為"出國預備生"。他沒能繼續學他的英語，而是被送到大連外語學院去從頭學日文，後被派到日本留學。留學幾年後，他那滿口美音的英語已經變成一口流利的日本話了。 到了８０年代初，有關派遣留學生的消息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報紙電視上，但仍然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做"出國夢"的。出國留學仍然只是少數著名科學家和一些幸運的名牌大學高材生的事情。 將社會和人心真正攪動起來的是自費留學的開放。 １９８１年１月１４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等七個部門"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並頒布了"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這是當時中國政府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中所邁出的最大膽的一步。 據說，幾乎在１９７８年第一批中國留學生赴美的同時，就已經有人自費出國留學了，只是至今還沒有事實和數據支持這一說法。根據美方統計，美國駐華使館１９７９年一年裡共簽發了５２３個Ｆ-１簽證；中國官方在１９８１年初轉發的"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請示"報告中也承認："去年以來，申請自費出國留學的人員日益增多"。，據《中國教育年鑒》，１９８０年一年，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已多達三四千人。但是，儘管如此，在１９８１年以前，自費留學的辦理仍然需要一定的"特殊照顧"。一些人為了辦理自費留學的手續，不時需要進京活動，走訪主管領導。 自費留學的開放，則一下子將國門向所有人打開了。無數中國青年第一次在自己生活裡發現了一個夢想——一個可以通過個人努力來實現的夢想。 …… 在短短幾年中，隨著中國人的"留學意識"的提高，"出國潮"很快就由古井微瀾變成了滄海巨波。１９８３年，自費留學人數僅有一千多；三年後，即１９８６年，數字增長了十倍，自費留學的人數達到一萬多；又過了一年，到了１９８７年，又翻了十倍，自費留學的人數驟然突破了十萬大關。一時間，無論是男是女，多大年紀，有沒有海外關係，想不想繼續學習，都開始琢磨起"留學"來了。 如果說，"文革"中的那一代人是在一場又一場"運動"中磨練出來的話，那麼，"文革"後的那一代人則是在一場又一場"熱"中成長起來的。先有"文學熱"，然後是"從政熱"、"經商熱"、"競選熱"、"美學熱"、"文化熱"、"簽名熱"。……此起彼伏，時消時長。這期間，"出國熱"歷久不衰。 對一代中國青年來說，出國留學是一場充滿誘惑的挑戰，一次對自我價值的檢驗和一個真正改變自己生活的機遇。 那時的中國社會沒有給年輕一代留下太多的發展空間。那裡沒有政治可投入，沒有財富可追求，沒有可供精神自由馳騁的疆場，甚至在私生活中也沒有一方不受侵犯的個人領地。在這個社會裡生存，年輕人需要學會的不是全力奮鬥，而是耐心等待。至於等待的是什麼呢？誰也說不清楚。 那時，年輕一輩見面打招呼，總是這樣兩句： "活得怎麼樣？" "沒勁兒。" 於是，出國便成了無數中國青年平凡、無聊、黯淡生活中的一線亮光。儘管"出國夢"最終有可能由一場美夢變成一場噩夢，但它的確給一代中國青年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生活希望和奮鬥動力，並使他們在生活中有了一點選擇自己道路的自由。 在出國留學的動機上，每個人或許不盡相同——有人是志向高遠，有人因懷才不遇；有人嫌掙錢太少，有人為婚姻不幸。而出國對每一個人也都意味著不同的事情——可能是為國爭光或是為個人發展，可能是追求金錢享受或是爭取言論自由，甚至也許只是為了多生一個孩子。但是，無論人生追求是什麼，出國留學在那時總是最好的選擇。即使在生活中什麼追求也沒有，出國本身就可以成為一件值得追求的事情。一個不甘心整天瞎混日子的朋友曾感歎說："不管怎麼說，出國總算件事吧！"。 一旦下決心踏上"出國之路"，人就會感到自己過去無聊空虛的生活馬上變得緊張充實起來：不再有時間憂國憂民，抨擊時政；也沒工夫牢騷滿腹，埋怨領導；更不計較獎金、職稱和大家對你的看法了。自己的精神境界似乎都一下子比旁人高了許多。 ８０年代末，北京街頭兩個熟人見面時，最常聽到的對話已經變成： "嘿，出國的事兒怎麼樣了？… "正辦著呢！" 第六章 生命之劍 出國留學之路，猶如兩萬五千里長征，這中間，有四渡赤水，有雪山草地，也有圍追堵截。途中，有人會倒下，有人會脫隊，有人會動搖，只有少數意志堅強、不怕犧牲的人才能最終走到目的地。 這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則是學外語。 "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這是馬克思的語錄，人們在文化大革命時就已熟知，但真正領會其深刻含義大概還是在８０年代以後。 中國的外語教學在"文革"中幾乎完全停止。到了"文革"後期，為了"反帝反修"的需要，才又逐漸地恢復起來。我在小學先是為了"反帝"學英語；到了初中，又為了"反修"而改學俄語；上了高中，又改回來重學英文。我至今還記得在小學學的、後來一直沒有機會用的兩個英文句子： Chanirman Mao is our red commander. We are his little red guards. （毛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８０年代開放之初，中國青年的外語水平普遍有限。大學時的一件軼事：一個女同學在食堂吃完飯，推門出去的時候，碰撞到了一個正要從外面推門進來的男同學，於是萬分抱歉地說了聲："ThankYou."（謝謝！）讓門外的小伙子捂著被撞疼了的頭回味了許久。在出國考試的考場上，也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景：臨考只有幾分鐘了，還有人抱著《廣播英語》在臨陣磨槍呢。在美國，一個攻讀比較文學的博士生告訴我，他當年參加出國研究生統考時，英語考了高分。不過，那多半靠運氣，因為英文試題是翻譯恩格斯論《城市姑娘》的一封信，他英文讀起來雖有不少力不從心之處，但對馬列原著的中文譯本卻頗為熟悉，於是臨場發揮得格外好。 想出國留學，就先要學外語，像清朝官員那樣帶著個翻譯去留學的時代畢竟過去了。 於是，外語真的一下子成了一代中國青年實實在在的"人生鬥爭的武器"了。舉國上下，大江南北，年輕人學外語的熱情迅速高漲，而且變得無法遏制，我當年工作過的報社裡的一位想出國留學的同事說，上班時，要少用點腦子，留著腦子回家背外語單詞。 …… １９８９年４月，在出國前，我報名參加了一家名叫"光華"的外語補習學校的"托福強化班"。學校設在西城區的一所中學裡，利用晚間空閒的校捨開課。 我的課是在周二、周四，晚上七點到九點。學期兩個半月，學費１５０元。同時，學校還開有其它班，像什麼"語法精修班"、"高級會話班"、"商業英語班"。學校廣告上吸引我的是："由留美碩士、美籍人士授課"。 …… 我的班共有二三十人。同學之間互不相識，也互不搭話。每個人都知道，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大家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出國留學而走到一起來的。 …… 上了兩次課，筆記記了三頁，學校負責教學的那位老職工來到班上，宣佈換教師。… 新來的老師是一位叫貝爾的美國小伙子，黃頭髮，藍眼睛，看上去不到２０歲。他來自美國的密歇根州，像許多美國年輕人一樣，大學畢業以後，開始周遊世界，一邊漫遊，一邊教英文。 新老師的英文自然是完美無缺了，只是他那時大概還根本沒聽說過"托福"什麼的。 第一天上課，他坐在講台上，告訴大家他準備教大家一些真正的英語。當然，沒有人能懷疑這一點。不過，貝爾的課有意思的倒不是英語，而是他本人在中國的一些感受。他說，他有時不理解中國人。一天早上，他騎車從東大橋上過，看到一個女人坐在地上哭，很多人圍在旁邊看。使他奇怪的是，所有的人只是圍觀，可沒有人上去問一聲：怎麼回事？需要不需要什麼幫助？他說在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理由是，你要是好心或好奇，你就應該上前去問一問；你要是不想管，就趕緊走，別站那兒圍觀。 一個多月以後，我的外語"強化"過程因"六﹒四"事件而中斷。 令人驚奇的是，７月初，當北京的秩序稍一恢復，這所外語補習學校就頑強地復了課。可惜，當時沒有一個外國記者注意到這一顯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變"的最早跡象。 第七章 生命的意義 在中國社會，人一出生就被安排好了一生。 過去，從上什麼幼兒園到上什麼小學中學，從讀什麼課本到穿什麼衣服，中國人都沒有太多的選擇，因為那年代，幼兒園和小學、中學都是按地區劃片兒招生，而商店裡的物質食糧與精神食糧一樣匱乏。大學高考招生制度恢復以後，考大學成了一次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一旦考進大學，生活又會重新回到正常軌道：你會被編在一個班裡，分到一個宿舍，白天按著排定的課程表和全班一起上課，晚上和一部分志同道不合或道合志不同的同學一個宿舍睡覺。三年或四年以後，大學畢業，來不及挑挑揀揀，國家就給你分配好了一個工作。然後，你的生活筆直得可以一眼望到頭：你會以社會認可的方式談戀愛、結婚；根據街道計劃生育委員會的計劃生一個孩子。如果沒有犯政治錯誤的話，三十多歲時你可能會分到房子，四十多歲時可能會得到一定提升，六十多歲時會光榮退休。然後，大早上可以去練一陣子氣功或晚飯後背著手溜個彎兒，就這樣一直到死。死後多少還會有個追悼會。 大多數中國人已經習慣了這種沒有選擇的生活，往往不覺得這種生活的可怕，反而覺得這樣活著輕鬆。生活在這樣缺乏選擇自由的社會裡的人，久而久之，便如同馴服了的動物漸漸失去了野性和活力，渾身透著一種"惰性"。 但是，出國留學在改變了許多中國青年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態度。 一個1982年來美的39歲的留學生回憶說，當年，他們那些從考場拼殺出來的名牌大學尖子們，出國前的最後兒個月，都被集中到北京語言學院，參加出國人員培訓班，進行外語強化訓練和外事紀律教育。集訓結束時，大家都耐心地等待國家派遣，以為像畢業時分配工作似的，國家也會把你"分配"到一個國外大學去。可就在這時，他們卻被突然告知，他們必須自己寫信去聯繫美國大學，並爭取獎學金，國家教育部門無法代為安排。國家只能保證提供路費和第一年的生活費。他說，當時聽了，大家一下子都傻了。 中國社會主義的計劃教育體制和美國資本主義的自由教育體制就這樣銜接起來，而中國教育溫室裡的花朵也就這樣開始去經受海外自由競爭的風浪。 對於大多數自費留學生來說，出國留學更是一件需要自己作出決定、自己為之奮鬥並準備自己付出代價的事情。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年輕一代體會到了自由的含義。 成千上萬封入學申請信從中國大陸寄出，飛向美國幾千所著名或不著名的大學：從常青籐院校到社區大學；從語言學校到神學修道院。 令人感動的是，美國大學幾乎有信必復，而且，總是附有一大包印刷精美的材料。在中國，人們已練就了給任何單位寫信都不期望有回音的功夫，所以，當一個住在北京胡同或上海裡弄裡的青年，突然接到一封從美國某大學寄來的、專門寫給自己並有系主任親筆簽名的回信時，不能不有一點受寵若驚的感覺。 …… 面對這種美國式的更具挑戰性和靈活性的入學競爭，習慣於參加全國統考、然後在家靜等成績和錄取通知的中國學生發揮出了在中國人身上已經迷失了很久的進取精神，很快就學會了主動推銷自己，並創造出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技巧。 美國大學的入學申請表中總有一欄是"自述"，要求申請人講一下自己的"學術動機"，即為什麼會對這一專業感興趣，以及今後的研究計劃。美國人是相當看重這一點的，就像國內黨組織很重視審查申請入黨者的"入黨動機"一樣。對於許多中國學生來說，"出國"往往是目的，而"留學"不過是手段。這是一次人生機遇的把握，而不僅僅是學術專業的選擇。這裡需要的是戰略思考，來不得一點浪漫。為了加大被國外大學錄取的機會和爭取獎學金，不少人不得不改換自己的專業，尋些"冷門"。當然，"自述"中絕不能這麼說，而應該一開頭便講："我從小就熱愛……"云云。接著是自己如何一往情深、如醉如癡、百折不撓、獻出一生……。專業可以是弱智兒童教育，儘管師範學院畢業時，死活不願去教書；也可以是梵文，儘管對印度和佛教的知識僅限於讀了一遍《西遊記》。 大學成績單是另一個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由於中美教育制度不同，課程設置不同，記分符號不同，再加上語言不同，成績單一經翻譯，多少會有所增色。"馬列選讀"變成"西方哲學"，"國際共運"變成"國際政治"，"政治經濟學"成為"宏觀經濟學"，"德育"課可以酌意譯為"倫理學"或"心理學"或"人類學"，等等。就連宣讀"十三大"或"十四大"報告之類的政治學習，也可以說成是"政治學"或"中國政治研究"。至於優、良、中、差如何化為ABCD，各家都有各家的標準。另外，還有許多出奇制勝的高招。比如，為了表現"個性"，可以給教授隨成績單一起寄去一些與專業無關的"藝術創作"，或者，如果認為自己長得足夠英俊、漂亮的話，還可以把自己的"玉照"印在成績單上，以期在教授那裡增加自己的"印象分"。我的一位朋友，曾將自己在一次會議上因作為工作人員而和前總書記趙紫陽偶爾拍在一起的照片寄到國外的一所大學，立即令國外的教授們對她刮目相看。 …… 在80年代席捲全中國的"出國潮"中，我們看到了無數人生的悲喜劇。無論其中有多少事情讓人感歎，讓人悲哀，讓人看不慣，讓人痛心疾首，難以否認的一點是：中國人開始擺脫掉身上的"惰性"，重新具有了活力。 這或許是中國民族精神的張揚。 一個大家族，如果子女們沒出息，一定會都守在家裡，為一點遺產打得頭破血流、你死我活；相反，子女如果有出息，一定會走出家門，開創自己的事業。 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大家族。80年代，千千萬萬中國青年敢到海外去闖天下，或許竟是下一世紀中國興盛的先兆？ 第八章 國家與個人之間：單位 出國之難，對許多中國青年來說，不在海外大學的入學錄取，不在公安機關的護照辦理，而難在單位是不是同意放你。 中國，作為國家，上有國，下有家，而這家國之間，承上啟下的樞紐是單位。家，可出可毀；國，可愛可罵；唯獨這單位萬萬不可得罪。在中國，單位一直具有"全能"的社會功能：管生老病死，管吃喝拉撒，管發工資，管分房子，並兼管節日購物、幼兒入托……除此之外，它還管著每個人的"關係"——檔案袋。儘管誰也不知道自己檔案袋裡裝了點什麼，但要是檔案袋沒處放，就好像靈魂沒著落似的，常常可以弄得人惶惶不可終日。 即使拿到海外大學的錄取通知，辦好經濟擔保證明，在單位介紹信開出之前，沒人敢擔保就一定能跨進公安局簽證科辦理護照。這單位介紹信能否順利開出，常常取決於某個單位領導的開明程度和人事科或人事處具體辦事人員某時某刻的心情好壞。 中文是一種很具彈性的語言，用這種彈性語言寫成的各種條文則更具彈性了。而且，政策總是掌握在領導和辦事人員手裡，常秘不示人，所以，具體執行起來，可以靈活掌握的地方總是有的。如果領導上不想讓你走或人事幹部有意刁難，大者可說國家人才不能外流，小者可講單位缺你不行；當然，有時是無須什麼理由的，就是不放你。 跟領導"磨"出國，需要有"談話藝術"… 有人說得"誠懇"："您瞧，我沒入黨問題，沒住房問題，沒職稱問題，也還沒有計劃生育問題，就這麼一個出國問題，您就幫我解決解決吧。" 有人說得輕鬆："您當我被判了十年刑，算是海外執行。" 也有人說得粗俗："頭兒，您就當我是一個屁，放出去算了。" 跟人事部門的同志打交道時，則需要格外的謙虛。我相信，所有為開介紹信而走進入事部門的人，無論在外面多狂，進門時也一定會小心翼翼地滿臉堆笑。如果只堆堆笑，自然還好，有些地方，有些時候，僅僅是"精神文明"恐怕是不夠的，多多少少需要一點"物質文明"。一個在俄亥俄州讀書的40多歲的老留學生，讀完博士後，一直找不到工作，但死活不願意回國。原因之一就是：當年出國時，為辦各種手續，他到處燒香磕頭，當夠了孫子。他說："我可不想再回去受那個氣了。" 除了領導和人事部門的同志之外，單位的同事們有時也會是一個問題。在出國一事上，同事們好奇的關心往往過於溫暖。你剛剛動念頭想出國，就會有人問你："什麼時候走呀？"你還沒有拿到護照，又會有人問你："還回不回來呵？"再過兩三天碰到你時，就會驚呼："呀！你怎麼還沒走吶?!"我的一個自己並不想出國的同事曾告誡我說，出國之事，不可張揚，拿到護照前，要矢口否認："沒那麼回事"；明天就要上飛機了，今天也要說："還走不了吶。"即使將來到了國外，往國內打電話時，還要堅持說："我還沒走吶！"說起來，同事雖然沒有卡你或放你的權力，但在政治敏感期，一份小報告，也足以毀掉一個人出國留學的夢想。 海外留學生心中所留下的"祖國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年各自在單位裡的境遇。人們畢竟難以脫離自己生活的環境，觀點和想法的形成往往基於個人經驗。 …… 就好像華僑越老越愛國似的，留學生在國外生活的時間越長，愛國之情就會越深——只是這種愛國之情極易受挫，特別是想起當年在國內單位裡所受到的"待遇"或現在因某些事不得不與原單位再次打交道之時。 在當代中國社會裡，家、國、單位，三位一體，其中，全能性的單位是維護全能型社會的主要基礎，而單位和個人之間更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隸屬關係。個人能享受到多少個人自由，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什麼單位和有個什麼樣的領導。政治壓力經單位可有限化解或無限加強；個人自由經單位也可小小擴展或大大縮減。因此，在中國的所謂"政治迫害"，最後往往是"單位迫害"或單位領導的"個人迫害"。當年"反右"如此，"文革"中也如此。 我常想，中國日後政治不改革則已，如要改，大概首先要從單位"全能性"體制的廢除人手。 80年代後期，國家教委開始推行"協議書"制度——要求自費公派留學人員與所屬單位就出國留學一事上雙方所承擔的義務簽訂一份"協議書"，以"法律合同"的方式來加強對留學生的管理。在這種主要用意是促使留學人員學成後回歸原單位的"協議書"中，仍可以看出那種單位和個人之間隸屬關係的影子。申請出國者如同浮士德一樣，以日後的自由換取一時的機會，而單位則以國家利益為名來維持對個人人身的控制。 在中國，人們向來不大看重"法律"這東西，更何況一紙"協議書"呢。只是"協議書"不僅涉及個人與單位之間的政治關係，而且還涉及雙方的經濟利益。政治經濟攪在一起，有時，是是非非就不那麼容易說清楚了。當年報載，上海某單位就曾據"協議書"向留學末歸人員追索經濟賠償，一直鬧到法庭，最後誰勝誰負，未見下文。我聽到的另一個故事是，某大學一個自費公派留學生滯留不歸，學校便根據所簽的"協議書"找其父追索"培養費"。其父是一位頗有名望的老知識分子，但遇此利益攸關之際，也顧不得斯文，拍桌吼道："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學校當局一見這陣勢，深知不妙，立即退兵。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 有人曾形象地將80年代"出國熱"形容為"勝利大逃亡"——中國人出於各種實實在在的失望，渴望逃離這片土地。但人們也很快發現，世界上真正可以逃往的地方並不多。 這也許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悲哀：身為中國人，卻想逃離中國。也許多少年之後，當我們走遍了世界，才會再一次意識到：對每一個中國人和整個民族來說，最為寶貴的不是別的，而是我們腳下這塊祖先留下來的——無論是充滿貧窮還是滿目瘡痍的——土地。 第九章 美國的第一印象 至於我自己，美國留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難忘的。 那是1989年8月30日。在太平洋上空飛行了近二十個小時之後，我乘坐的美國西北航空公司的飛機平穩地降落在底特律國際機場。 當地時間是下午兩點鐘。走下飛機，透過候機廳的大玻璃窗，可以望見外面停機坪和飛機跑道上，一片陽光燦爛。候機廳裡，剛下飛機的旅客很快就散開了，偌大的機場大廳靜靜的，顯得多少有些冷清。 "這就是美國了。"我心想。但那時還淡不上有什麼"印象"。 我要去的密歇根大學在離機場40英里外的小城安娜堡（AnnArbor）。密歇根新聞研究班的秘書瑪格麗特來機場接我。因為我在填表申報、排隊入關後，找不到自己從北京托運的箱子了，而又根本不知道會有人來接我，以至於使這位在密歇根新聞研究班工作了十多年、馬上就要退休的慈祥好心的老太太在機場舉著寫有我名字的牌子站著等了整整兩個小時。這件事讓我覺得很有些過意不去，因為以前似乎沒被人這麼認真地對待過。我真希望有一天，瑪格麗特能來中國訪問，使我有機會去機場接她，也等上她兩個小時。 汽車在高速公路上奔馳。公路兩旁是一片片空曠的田野和一些零零星星、大大小小的建築。 半個小時後，汽車在一棟綠樹掩映的白色小房子前停了下來。這裡是我事先聯繫好的住處——一個美國老太太的家。 就這樣，我從中國到了美國。二十多個小時裡，我生活的環境一下改變了。一切都糊里糊塗的，還沒有工夫細想。 稍稍安頓了一下，我問房東路易絲太太，大學校園在哪個方向？離這裡多遠？ 路易絲太太指著一條向北的路說，不遠，走上十分鐘就到了。 那時已近傍晚，陽光仍濃烈，但不再烤人。我便順著那條路向校園方向走去。 路上看到的景象令我難以忘懷。 一路上，到處都在開晚會。節奏強烈的音樂在空中蕩漾，烤肉的香味在傍晚愜意的涼爽空氣裡隱隱瀰漫著。穿著一式西裝、短裙的大學兄弟、姐妹會的成員們，排著隊去參加晚會，一邊走，一邊唱著歌，不時傳出陣陣歡笑。城中，無數穿T恤衫、牛仔褲的男、女大學生們擁擠在街上的小餐館、咖啡店、酒吧和冰淇淋店，喝著罐裝啤酒，吃著高杯冰淇淋，談著，笑著。街上一片喧鬧。站在城中的街上，可以望見通向校園廣場的圓形拱門和法學院那爬滿常青籐的古典式尖頂建築，更遠處，是夕陽輝映下高高矗立的鐘樓。 這是學校秋季開學前的最後一個星期，經過漫長暑假後返校的學生們正在抓緊時間盡情歡樂。 面對眼前的景象，我內心感到一種震動。 這不是因為別的什麼，只是因為三個月前，我還站在天安門廣場上。我腦子裡充滿了遊行人群的激昂、絕食學生的悲壯，以及那些標語、口號、廣播…… 眼前這個世界和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世界是如此不同，叫人簡直無法把它們在腦海裡拼接到一起。這兩個世界，雖然是在同一個星球上，對比是這樣強烈，反差又是那麼巨大，我懷疑——儘管有電話、電視、衛星實況轉播等等先進通訊手段——這兩個世界是否能真正相互溝通。 望著眼前的世界，天安門廣場上的景象就會變得遙遠、模糊、不可思議起來；而回想起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這裡的一切就變得不真實起來，虛幻起來，如同做夢一樣……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哪一個更為真實？我感到困惑，內心中好像有某種過去一直很完整的東西突然斷裂開來。 但是，就在那一瞬間，我懂得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我們中國人——至少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可以有另一種生活。那反反覆覆的運動、批評、鬥爭、遊行和舉國歡呼、群情激憤、你死我活、誓不罷休、等等，不應該成為我們生活中的必然形式。 第十章 從權力社會到金錢社會 ——物質的誘惑 在國內，許多人嚮往理念中的西方思想和文化，可一到國外，卻馬上會感受到，比思想文化更具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是作為那種思想和文化基礎的西方的物質世界。 …… 但說實話，許多中國留學生最終留在海外生活，顯然不僅僅是因為西方國家"民主自由"的吸引，更主要的是因為發達社會裡的"物質的誘惑"。 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顯然不應該是一種罪過。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將物質的誘惑視為對人的精神的一種腐蝕。自孔夫子樹立了顏回"安貧樂道"的榜樣和發出"富貴於我如浮雲"的宣言之後，中國人便一直奉"清貧自守"為一種難得的道德境界。 實際上，物質生活對人的精神世界自有另一種影響。 出國前，我曾採訪過一位老經濟學家，他曾是翻譯馬克思《資本論》的王亞南先生的弟子。在抨擊了一陣中國的官僚主義以後，老人對我說，在社會主義短缺經濟的狀況下，人是很難具有什麼民主自由的意識。上街買個東西，要有票證，要央求售貨員，要走後門。這種每天進行的商品交易活動在無形中不斷強化著個人對政府和社會的依賴，塑造著人的奴性。 到了美國後，我發覺這位老經濟學家的論點可以從另一方面得到印證。西方物質的豐富，使人從小就具有一種強烈的選擇意識，從日常商品到日後的職業，從生活方式到政黨政客，個人的選擇權利往往被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而個人的選擇權利實質上就是自由民主最基本的涵義。 就拿人們常常談論的"美國夢"來說。"美國夢"首先是一種很物質化的夢：一幢房子——房子意味著家庭、孩子、汽車、狗和穩定的工作。但也有美國學者強調，這種物質化的"美國夢"包含著一種美國精神：每個人都有追求個人幸福的權利，並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來實現自己生活中的夢想。 因此，面對西方社會的物質世界，中國留學生受到的倒也不僅僅只是物質的誘惑，這中間自有一種精神的熏染。 …… 中國留學生"金錢意識"的建立，首先基於出國後對"窮"的體驗。正是在"窮"的感覺的無情擠壓下，金錢的重要性很快凸現出來。道理很簡單，在西方社會，要是沒有錢，即使充滿自由，你也沒有多少自由可享用；即使人人平等，你也得不到多少尊重。小時候學到的道德箴言："有錢不一定幸福"，到國外後可以從反面體會得更深："沒錢一定不會幸福"。 中國是個窮國，但1949年以後，生活在其中的中國人對窮的感受並不那麼深切強烈。當年舉國上下的一律清貧，使人徒增了不少悠然自得的"平等感"。可一到海外，中國人才真正感到自己是多麼的窮，我們的國家又是多麼的窮。中華民族在"勤勞"、"勇敢"之外似乎可以再加上一個"貧窮"。 許多自費留學生化了多年積蓄只夠買一張從中國飛到美國的單程機票，下飛機時兜裡往往只剩"分文"了。無論學的是天體物理還是文藝美學，在上課堂裝模作樣地探討學術問題前，都得先鑽進中國餐館去洗碗。一些在國內頗有地位名望的教授到國外作訪問學者的時候，因為錢的問題，常常不得不委屈地住在人家的客廳或到跳蚤市場買些舊衣物，一點講不得正教授的級別待遇。 一個在紐約某大學進修的48歲的女訪問學者，來美不久，開始牙疼，想去拔牙。可她的醫療保險裡不包括牙醫，大家便勸她忍一忍，因為在美國看牙醫貴得出奇。忍了兩天，這位女訪問學者疼得實在受不了了，發誓說："不管化多少錢，這牙也要拔了。"於是，大家開車把她送去。一路上，她一直捂著牙，哼哼唧唧，車一顛，便叫疼。到了醫院，醫生還未見到，一聽掛號費，這位女訪問學者便立即要求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說也奇怪，竟沒有再喊一次牙疼。 …… 對窮的滋味體會得越深，對金錢重要性的感受也就越強。但從更深的意義上來說，中國留學生"金錢意識"的真正建立，實際上是另一種"文化衝擊"的結果。 90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從本質上講是一個權力社會。決定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礎是一個人在其社會中或家庭裡所具有的地位和所擁有的權力，而整個社會也是圍繞著權力的軸心在運轉。在這種社會環境裡，有錢固然可以使小鬼推磨，卻並不一定總能通神。 美國則是一個真正的金錢社會。在那裡，金錢，像一隻看不見的手，推動著社會轉動。這是一個"流動"的社會：它沒有什麼貴族和平民，沒有什麼上層和下層，有的只是有錢的人和沒錢的人。但是，有錢的人可能會漸漸沒錢，而沒錢的人可能會慢慢有錢。 1990年夏，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研究學院的組織下，我曾隨著"美國政治與政策"暑期研究班去華盛頓進行"實地考察"。在那裡，我們參觀了一家專門從事國會遊說的律師事務所。接待我們的是該事務所的主要合夥人之一庫茲威爾律師。座談時，這位正值盛年、西裝筆挺、一點不願掩飾自己有多麼精明的職業遊說家一上來就開門見山地告訴大家："美國的一切問題說到底都是一個Dollar（美元）問題。任何變化，無論是一項法令的通過、一位議員的當選或是一個案例的判決，最終都意味著美元從一些人的口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口袋裡。" 的確，在美國，金錢不但能夠左右政治，影響經濟，而且，成為了一種價值判斷的標準，甚至漸漸滲入了人的思維方式。 90年代初，美國前總統布什曾在電視上正式宣佈開展一個全國性的反毒品運動。沒有標語，沒有口號，也沒有什麼動員大會，布什所採取的主要行動就是要求國會通過一項幾千萬美元的反毒品專款的預算案。這個情景頗似NBC電視台"週末夜生活"節目裡對1992年總統候選人佩羅的諷刺：這位德州的億萬富翁解決洛杉磯種族暴亂的辦法就是給洛杉磯寄去一張支票，然後宣佈，洛杉磯的問題已經徹底解決了。 美國社會就像一個不斷製造金錢又不斷吞食金錢的不停轉動的大機器。所有的人，無論是商人還是學者，無論是政客還是百姓，只要在這個社會生活一久，就會身不由己地被捲進去跟著一起轉，停不下來。 一個35歲的訪問學者，到了美國後，什麼也不干，不訪不問也不學，每天就是打工掙錢。他說，他開始的目標是攢夠一萬。可掙夠了一萬，又想攢兩萬、三萬。結果，欲罷不能，就這樣一直打了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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