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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生活和思想模式
我們從小生長在一個社會裡，很自然地會將那個社會中的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儘管我們可能喜歡或不喜歡某些東西，但對其存在的合理性，我們幾乎是從不會懷疑的——一切本該如此。 但是，有一天，當我們進入另一個社會，發現那裡的人們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政治傳統、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下同樣正常地生活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困惑和震驚。於是，我們對自己社會中的一切所保持著的簡單而堅定的信念便開始滲入一絲懷疑。 這也許是許多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後的最深刻也是最複雜的感受之一。 一個讀電子工程學的29歲的研究生說，他出國半年後，突然對自己在國內時常常要向領導"匯報思想"——對此，他以前覺得很正常——覺得不可思議起來了："我的思想幹嗎要向他們匯報呢？" 另一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學習的33歲的博士生說，初學美國政治學，聽教授講美國的建國理想就是建立一個"弱政府"以保證政府無法控制個人時，他大惑不解。他在中國聽慣了"大力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而且，自己也向來認為政府是應該加強，不然，如何管理人民呢？ 我們的思維不自覺地被自己的社會存在所局限，並進一步被自己的文化傳統所局限。就像人類的思維無法擺脫人類自身存在的局限一樣，我們也很難真正超越這種社會和文化的局限。我們很容易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社會所代表的一切，無論好壞，都是正常的，並毫無懷疑地予以接受。 因此，只有當我們走出自己的社會，見到另一個不同的社會時，我們才有可能領悟到自己意識的局限。 但是，對一個人或民族來說，真正可怕的還不是這種意識的局限，而是在這種局限中形成的一種絕對思維模式。我們不自覺地以自己社會的一切作為是非標準來判斷其它社會的一切。有時，我們能走出國門，卻走不出這種絕對思維模式。 不少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在外面看到的只是一些"西洋景"。國外的東西，有時儘管新鮮、有趣，但只要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便自然屬於古怪和異常一類。這種態度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視異族為"蠻"、 "夷"，呼外國人為"鬼子"的"中央大國"的心態。 當然，這種絕對思維模式也可以逆向呈現。1978年後，當在幾十年隔絕後重新打開國門時，中國人被外面的世界驚呆了。於是，不少人的思想立即趨向另一個極端：西方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科學的，而中國的一切都是醜陋的、病態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態度不外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傳統中庸之道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現代辯證方法。細究起來，這不過是基於同一種思維模式上的兩種不同的判斷和取捨方式。"為體"的"中學"，不但是決定"西學"有用無用的基礎，而且顯然也是區分"精華"與"糟粕"的標準。 美國人在這方面有著幾乎同樣的問題。一百多年和平發展所造就的強大的經濟力量、先進的科學技術、逐漸完善的民主體制和日漸流行的大眾文化，使美國人過於自以為是，以為美國的社會模式是各國都應倣傚的"樣板"，美式的價值觀念更是衡量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絕對標準，而很少意識到美國只是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例子，並很可能是一個頗具特殊性的例子。這種偏見的傾向在美國"自由"的學術著作中和"客觀"的新聞報道中隨處可見。美國人需要像中國人在"文革"後那樣深刻地反思一下。當年越戰的失敗，曾給美國人一次小小的反思機會，可惜，那次反思進行得顯然不夠深刻。 基於這種絕對思維模式，人們往往會形成一種僵硬的"對錯"意識。人們幾乎是先驗地從自己的社會生存方式中獲得"正常"的觀念，並不自覺地以其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而就在把自己放在"正常"位置上的同時，他們便將別人放在"異常"的位置上。於是，"天經地義"的東西變成了"唯一正確"的事情了。 在一次野餐時，我和一位美國人類學教授談起這個問題。我問他，在美國歷史上，有沒有一個時期，人們具有絕對的"對錯"意識。他先是不假思索地說："沒有。"想了想後，說："有。在清教徒時期。"過了一會兒，又說："現在也有。" 實際上，正是人類學研究使人們注意到人類社會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從而幫助人們逐漸擺脫了過去狹窄的"對錯"意識。 在人類思想文化傳統中，"對錯"意識，是最根深蒂固的東西。幾千年來，它使我們的生活中充滿了"衛道"的狂熱和迫害"異端"的殘酷。即使在今天，無論在任何口號——"自由"、"平等"或"革命"、"民主"——掩護下，它都最終會導致思想的禁錮、文化的封閉和政治的專制。 而在中國社會，這種"對錯"意識則主要還體現在對"統一思想"的認同。"思想"的"統一"總是以對某種"思想"的絕對正確性的承認為前提的，這種對"統一思想"的認同，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成為一種潛意識。一個美國政治學教授曾在中國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大多數中國人都說相信民主，但同時又都贊同"思想統一"。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中間的內在矛盾。 當這種基於"對"和"錯"觀念的辨別而"統一"了的"思想"進一步變成信仰、主義或是"明天的理想"——某種要求人類為之作出巨大犧牲才能實現的抽像原則時，人類社會便會進入悲劇時期。歷史上，人類被推向災難的邊緣，常常不是因為某些人有意要將大家引向地獄，而是因為一些人堅信只有他們才知道通往天堂的唯一道路。 我留學美國的感受，很有點像1979年我第一次讀到"朦朧詩"時的感受。當時我想："噢，詩還可以這麼寫！"到了美國後，我的感受是："噢'人也可以這麼活著！" 這裡，我並不是在討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也不是在比較東西方文明的優劣。爭論何方的月亮更圓，如同小兒辯日遠近，智者也是說不清的。我講的是更為基本的東西——人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 正像英國哲學家穆勒（John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曾經說過的那樣："認為人類的生存應當建立在某種或某些方式上是沒有道理的。如果一個人具有相當多的常識和經驗，他那能顯示自我存在的方式就是最好的，不是因為就其方式本身來說是最好的，而是因為那是他自己的方式。"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國留學生具有和我相近的感受，但我相信，那幾十萬足跡遍佈全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國留學生，從各自不同經歷中學到和帶回中國的許許多多東西中，將包括一種基於對人類社會多樣性的認識而產生出的更為寬容的社會生存意識。 第十二章 廣闊的天地 歷史有時真會開玩笑。"文革"中，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於是，幾百萬知青熱血沸騰鬥志昂揚地奔赴農村、邊疆，立志在那裡"紮根"一輩子。曾幾何時，百萬知青大軍又在一夜之間掀起了返城風潮。在詩歌中"朦朧"了一陣子和在西單牆上"民主"了一陣子之後，他們終於在海外發現了另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與中年一代留學人員相比，這一代留學生身上充滿了十年"文革"造就出來的敢想敢干的銳氣和過早磨練出來的世故。 …… 這一代留學生由於特殊的經歷，往往很難真正忘情於國內的政治。國內一有政治風波，這邊或是聯名上書，或是遊行示威。1987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過後不久，國內一位"理論權威"曾來密歇根大學訪問。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受到了那裡中國留學生的群起攻擊。這位長期習慣於寫洋洋萬言批判別人的老先生被弄得狼狽不堪，最後不得不以連續不停地念了一個多小時的報紙來躲避回答留學生們毫不客氣的質問。 …… 自1986年開始，一大批更年輕的中國留學生闖到美國。他們大部20歲出頭，十年轟轟烈烈的"文革"在他們記憶裡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上山下鄉"對他們來說也只是電視劇裡上一代人悲壯的歷史故事。他們從重點中學畢業就直接進入了重點大學。在大學裡，他們不但準備"托福"，而且收聽"美國之音"；他們不但熟知美式"民主"和"人權"，而且說得出美國搖滾歌手的最新排名榜。他們似乎生來就是要去美國留學的一代。 與上兩代留學生相比，他們活得更為瀟灑：肩上既沒有什麼報效祖國的重負，心裡也沒有什麼營建小家的盤算；他們只是渴望闖蕩天涯，見識世界。"留學，像人生一樣，是一個過程。"一個在芝加哥讀書的22歲的男孩子說，"我只希望能enjoy（享受）這一過程。" …… 這批留學生由於年輕，對美國社會和美國生活方式適應得極快。有人曾為他們編過一個歌謠，說他們"一年開快車，二年談對像，三年愛辯論，四年不要娘"。他們不像上一代留學生那樣，省吃儉用好幾年，然後買一輛舊車，而是一來就要買好車，買跑車，買新車。沒有錢怎麼辦？他們會想辦法貸款。第二年，不少人就開始date（約會），不但找中國姑娘，也敢找"碧眼金髮"的。第三年，英語流利了，說話不結巴了，於是便愛和人辯論，有理沒理的，都要和人爭上幾句。到了第四年，美國的一切變得習以為常了，而"祖國"已變得遙遠而模糊了。一個不到二十歲就出國的小留學生，在美國讀了幾年書後，回了一趟國，回來後說："慘不忍睹。"接著，又深感疑惑："怎麼會是那樣?!" …… 這一代中國留學生中，不乏雄心勃勃之輩。從事科研的，眼盯著諾貝爾獎；經商的，想掙下幾個百萬；搞文的，一心要進入美國文化主流；就是在演藝界，也有人整天在喊打進好萊塢，打進百老匯…… 在這一片多少帶些浮華色彩的喧鬧的背後，折射出一種中國傳統文化難以培育出來的進取精神。由於西方社會環境和文化的影響，留學生身上已很少再看到那種中國知識分子身上常見的充滿"人生虛幻"感歎的東方式超脫，而多了一種躍躍欲試的冒險精神。這不禁使人想起魯迅當年對年輕人多讀外國書而少讀中國書的勸告。他說，讀外國書，總是使人想做些什麼；而讀中國書，卻總是使人沉靜下去，沉靜下去，最後什麼也不想做了。 這精神面貌的變化，也許正是海外留學的本來意義之一？ 第十三章 說愛國，沒資本就是扯蛋 "愛國，這就要有資本。說愛國，一下子就能拿出幾個億來。要不，就是扯蛋！"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在美學習的幾萬中國留學生的去留問題曾在美國朝野引起了激烈辯論。國會中有人提出了"保護"中國留學生的議案，那時的美國總統布什否決了國會的議案，但簽署了一項特別行政命令，允許在美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合法居留到1994年1月1日。當時，一位著名美國漢學家曾私下表示，從美國長遠利益考慮，美國政府應當促使、甚至強迫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回國。"他們留下來，"他語含輕蔑他說，"以後不過是開個中國餐館什麼的。" 後來事實證明，這位漢學家的話並沒有完全說錯。兩年後，就是他自己所帶的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生，撰寫論文期間，在校園附近開了一家中餐館。而且，開張以來，生意一直不錯。 不過，這位漢學家顯然低估了這一代中國留學生的野心和能量。儘管歷史上早期華人移民在美國社會謀生的方式不外乎是開洗衣店和餐館，但歷史並不總在重複自己。 他35歲，來自北京，1986年到美國，在緬因州一所大學讀了個碩士。畢業後，他幾次換工作，最後終於辭職，搬到休斯敦，開始自己經商。幾年後，他一人開了五個公司，年收入達到六位數字，在城裡買了一棟大房子，在郊外買了一座小別墅。 儘管已經有了"綠卡"，但他總愛強調自己是"愛國"的。"愛國，這就要有資本。"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像香港李嘉誠或包玉剛那樣，說愛國，一下子就能拿出幾個億來。要不，就是扯蛋！" 我很早就認識他了。那是"文革"後期，我們都在北京東城的一所中學裡讀高中。我和他同在一個年級，但不在一個班。在學校，我是屬於比較聽話的"好學生"一類，他呢，不算是"好學生"，但也不是"壞學生"——大概屬於那種"不好的學生"一類。那時，每天放學後，我總是悶在家裡，而他喜歡串門，常從一個同學家裡出來跑到我家，從我家出來又跑到另一個同學家裡。他不但精力旺盛，而且，興趣廣泛，除了每天做作業外，還作詩，作畫，作曲，樣樣也不省略。 一晃許多年過去了。我和他都大學畢業。他被分到北京的一家外貿公司工作。那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每天代表國家談談生意，一點用不著為虧賺擔心，時常還能蹭上幾頓飯。優哉游哉地過了兩年，他覺得沒勁，在單位又感覺受壓，於是，聯繫了個自費留學，到海外來闖蕩。 在美國苦讀了兩年，混了個碩士。畢業時，還沒來得及慶祝一下，他便發覺自己面臨餓肚子的危險。 即使餓肚子，他也不去中國餐館打工。他的理由是，如果一個人到了美國就鑽進中國餐館去打工，那他將來一定會依賴上這種最簡單也是最廉價的謀生手段，以致陷在社會底層，永無出頭的機會。這話聽著挺"勢利" 的，但也不無一點道理。 他跑到了紐約，在一家中資公司裡找了一份差事。 作為有美國文憑的大陸來的留學生，他本以為自己在中資公司裡會受到重用，而且，像許多初涉商潮的中國留學生一樣，他也曾天真地幻想過，借國內原單位舊日同事之援手，或許可以在這邊做點"大陸生意"。 他完全想錯了。 在紐約的中資公司裡，儘管他工作熱情很高，業務水平也不低，可他卻一直被當作"二等公民"，備受歧視。他慢慢才明白過來，在別人眼裡，他不過是一個沒本事掙錢養活自己而跑到這兒來混飯的人。國內原單位則更令他寒心。不知當年無意中得罪了哪一位領導，上面傳下禁令，單位裡誰也不准和他做生意。 他後來承認，那一段時間，是他來美國後最艱難的時日。不過，他頂下來了。他說，他之所以能頂下來，是因為自信，他相信自己有一天會證實自己的價值。 他很快離開了紐約，來到休斯敦。在那裡的一家美國公司裡當起了推銷員。 雖然，他幾乎是被逼得走到了這一步，但這一步，對他日後的發展'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十四章 二十一世紀新的戰場 作為推銷員，他所推銷的東西是遠洋貨輪的航線和集裝箱的艙位。在幾年裡，他迅速學會了一整套美式推銷技巧：怎樣從電話本上尋找潛在的顧客；怎樣打電話預約面談，讓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聽你胡扯；以及最後怎樣在面談的半小時裡說完原本兩個小時也說不完的話，讓人以為佔了大便宜似的買下你的東西。 在那幾年中，他不但練快了嘴巴，磨厚了臉皮，學會了和日本商人、韓國商人、越南商人、南美商人打交道，還漸漸培養出了一種敏銳的市場意識。 他在那家美國公司裡很快就站住了腳。公司的報酬待遇不薄，衣食可以無憂。不過，他知道，在公司做一個推銷員是沒有什麼前途的。1988年回北京時，他很喜歡看"人藝"演出的美國話劇"推銷員之死"，但他死時，可不想只是一個推銷員。 他耐心地等待著機會。 機會終於來了。不過，與其說他等來了機會，不如說他發現了機會。 當時，南非政府由於實行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政策，在國際上受到廣泛抵制。許多國家與南非都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實際上，許多國家都與南非有著大量間接貿易。他知道，對航運業來說，這裡有著一個很大的市場。 1990年，他辭去了那家美國公司的推銷員工作，創立了自己的"遠洋運輸代理公司"。不久，第一筆佣金匯到了他公司的帳號上。 他的生意迅速擴大，很快就由航運業擴展到與之相關的保險業、進出口貿易。他的眼光也由南非轉向東歐、越南…… 作為一個中國人，他仍然無法忘情於中國大陸的那個巨大市場，幻想著有一天能在那裡一展身手。 這些年來，他一直試著與各種中資公司的代表和國內貿易代表團打交道。在這方面，他在美國學到的那一套就不頂用了，有用的倒是一位舊日同事的開導："想作國內買賣？先別充大爺，先學會裝孫子。"所謂"裝孫子"，就好吃好喝地招待對方，再多賠笑臉。不過，有時這還不夠。有的國內貿易代表團來了，吃完喝完，就會提出："讓我們也開開眼，見識見識那些國內看不到的……"而生意裡的"貓匿"也越來越多。 為了開拓國內市場，他回了不少趟國。每次回來就感歎，說國內遠沒有形成一個以質量和價格為基礎的公平競爭的市場。在國內，人人抱怨"全民經商"。實際上，應當抱怨的或許是當前經商的方式，而不是經商的人數。 他又在耐心等待，相信自己的機會一定會到來。 在無數投身商潮的中國留學生中，他不過是其中的一個。 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生畢業和在美居留，在美經商的留學生人數也在日益增多。留學生經商已漸成一種蔚為壯觀的潮流。 當年，多少滿懷"做學問"的熱忱赴美"深造"的中國留學生，一到美國就發覺，美國社會的結構重心不在政治，不在文化，甚至不在科學，而在商業經濟。歷史上，有一個美國總統曾說過："美國的事業就是商業"（ThebusinessofAmericanisbusiness.）的確，在美國社會裡，一切價值都可以用商業價值來衡量，而商業上的成功又是一切成功的不可缺少的基礎。作為一個充分發展的商業社會，在美國辦一家公司遠比在中國申請一張護照容易。充滿機遇和挑戰的商業世界最終將吸引許多有才華和膽識的留學生投身其中，成為他們爭雄的戰場。 二次世界大戰之時，人類在戰場上以血肉之軀相互拼殺；戰後，東西方之間開始了以激烈的軍備競賽為特徵的"冷戰"。如今，"冷戰"結束了，一場新的以貿易和商業為形式的經濟實力的較量又在國際間迅速展開。下一個世紀，中國能不能崛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這場較量中的成敗。 第十五章 美國式的再教育 對這一代中國留學生來說，"打工"如同是又一場"再教育"。不同的是，當年，他們在農村所經受更為艱苦的勞動鍛煉時，多少還有一種沉浮於政治運動的悲壯；如今在美國打工，則完全是一種迫於生計的無奈。不管在國內多麼的風流倜儻或多麼的抱負不凡，到了美國，如果沒人供養而又別無長技'為了謀生，就得先去打工。這是一點也抱怨不得的事情。 從中國讀書人一下子變成了美國"勞動人民"'這種社會角色的轉換，使不少雖然經過"勞動改造"而潛意識中"社會等級"觀念仍然很強烈的中國知識分子在心理上備受衝擊。 在一次中國同學會舉辦的晚會上，一個女留學生一見面就自嘲地告訴我，她是直接從餐館來的，渾身都是萊油味。她以前是學美學的，現在一家中國餐館打工。"我現在白天什麼都不想，不過，有時夜裡會做一些不愉快的夢，心裡壓抑著的東西都會浮現出來。"她說。 另一個過去寫過不少報告文學的40多歲的知名記者說，當他一個人穿著雨衣、雨靴在一家中國餐館潮濕的地下室裡發豆芽時，他只能一面將這一切作為一種"生活"來體驗，一面默誦孟老夫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名言來支撐自己的精神。 不過，這場美國式"再教育"，也使歷來具有生存依附特性而又長期習慣於社會主義"鐵飯碗"制度的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重新估計自己的生存能力和社會價值。一個養活不了自己的人，在美國社會是很難保持中國傳統文人式的狂傲或清高的。 …… 相比之下'處境更為艱難的是那些因為種種原因而暫時無法回國的流亡人士。他們大都有些知名，年紀也較大，在美國已不能像年輕人那樣靠讀書居留，以打工謀生，而只能憑借自己的一點名聲，每年找個大學做一年或半年的訪問學者，領一份資助。他們幾乎永遠無法在一個地方安定下來，常常今年九月剛到這裡住下，就開始為明年九月到哪裡去而犯愁。有的人幾年下來，全美的大學都要轉遍了。好在美國大學多，大大小小近三千。著名的大學去過後，就去一些不那麼著名的大學。 國內一位老先生說，如今，留學生之外，又多了一類"流（exile）學生"。 …… 美國是一個充滿了生存壓力的國家。這種以失業、貧窮、甚至饑餓的威脅構成的生存壓力，是一進入這個社會就能感受到；一走出校園，便會更深切地體驗到。 許多中國留學生能夠通過考試，能夠讀下學位，能夠吃苦打工，但畢業後卻找不到工作。邁不過這一道門坎，留美的生活就會一下子變得嚴峻和殘酷起來。 工作，是美國人，特別是中產階級，生活中最為關心的事情之一。有了工作，不但意味著有了以汽車、房子為標誌的舒適生活，而且，還意味著社會對個人的承認；相反，沒有或失去工作，就意味著沒有或失去這一切。你因此會成為生活中的失敗者。美國一向是一個不同情而且看不起任何失敗者的社會。 雖然，幸運地找到滿意工作的中國留學生不在少數，但留學生中畢業後一時找不到合適工作的顯然不乏其人。特別是一些學文科、理科等不太實用專業的，以及年齡較大的留學生，找一份像樣的工作就更難了。 說起來，中國留學生找不到工作有多種原因。一是作為外國人或新移民，儘管受過高等教育，但由於種族、文化和語言等等背景因素，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很難真正融人校園之外的美國社會；二是90年代初，美國處在戰後時間拖得最長的經濟衰退之中，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正在失去工作，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在這種境況中，中國留學生的處境之艱難可以想像。 面對生存的壓力和失業的困境，不少中國留學生或多或少地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以前在國內，似乎個個都懷才不遇，牢騷滿腹，少有人對自己的工作表示滿意；到了美國後，領略到求職不易，有一份正式工作後，往往表現得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不吵不鬧，任勞任怨。 …… 1978年以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湧出了國門，到外面的世界去尋求自己的夢想，其中包括許多各界頗有成就的名人。有人很快實現了"自我"，有人卻備嘗海外生活的艱辛。 有意思的是，不少當年一心嚮往"蔚藍色"的知識界精英，出國後，都不同程度地對西方社會產生了幻滅。不過，這種思想情緒的轉變，與其說是認識境界的提高，不如說是對西方社會的冷酷一面有所感受。而且，這當年的嚮往和如今的幻滅，都是中國知識分子自己的事情，與實際的西方社會幾乎無關。 "國外有許多自由，"一個在緬因州一所大學碩士畢業後一時沒能找到工作的33歲的留學生說，"其中一個自由就是餓死的自由。" 這不完全是一句牢騷話，其中包含著對另一種社會的真正認識。 第十六章 "圍城"現象 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有兩位作家對"留了洋"的知識分子持有深刻的批判態度。一位是魯迅，一位是錢鐘書。 魯迅小說和雜文的諷刺鋒芒儘管主要是指向舊式的傳統知識分子，但他在《阿Q正傳》裡塑造了不朽的"假洋鬼子"的形象，讓人看到被殖民文化所扭曲的一些中國人的靈魂。 相比之下，錢鐘書嘲笑的主要是新式的留洋歸來的知識分子。小說《圍城》借一群真假留學生的故事，告訴我們，"留學"的經歷有時也無法改變中國人人性中的卑微和瑣碎。 今天，"假洋鬼子"已家喻戶曉，成為中國人自鑒的一面鏡子。但是，很少有人意識到，長期海外留學生活，不但有可能使人變成"假洋鬼子"，而且還有可能使人陷入精神上的"圍城"。 這種"圍城現象"在中國留學生中間並不罕見。一些留學生身上有時會令人吃驚地表現出來日益狹隘、無聊和空虛的傾向，而這種精神傾嚮往往又混雜在一種不切實際的良好自我感覺之中。 …… 也許因為生活過於平淡，一些留學生常常喜歡在電腦網絡上挑起爭論。爭論往往是從一些很小的事情開始，但雙方很快就會"上綱上線"到政治高度，爭得熱火朝天，鬥志昂揚。在電腦網絡上讀這些爭論，有時就好像是"文革"時讀大字報似的，有一種滑稽的感覺。 …… 留學生中出現"圍城現象"有許多原因。 首先，留學生常常滯留在自己的舊日印象裡。 每一個留學生都是帶著自己對中國的印象出國留學的。80年代初出國留學的，腦子裡的"中國"就是80年代初時的中國；90年代初出國留學的，腦子裡的已經是90年代時的中國了。這種留學生頭腦裡下意識保留著的印像在出國後幾乎是一成不變的。這使他們對中國社會不斷變化著的現狀往往變得越來越隔膜。而留學生自己又很難意識到自己頭腦裡的"中國"是建立在舊日的印象上。一個1992年出國的23歲的留學生在和早幾年出國的老一代留學生接觸後曾感慨說，這些老留學生對現在的中國已經完全不瞭解了，總以為中國現在還是他們在的時候那個樣子呢。"我跟他們說，中國全變了。可他們就是不信。"這些年，許多在外多年的留學生往往是回國探親時才真正受到震動，對國內的變化感慨萬千。一個1984年出國的32歲的醫學院博士生在1993年回國轉了一圈，頗受刺激，回來逢人便講，如今留學生回國，是說話洋氣，穿著土氣，化錢小氣。 留學生頭腦裡所保留的"祖國"印象，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他們在海外的思想傾向和生活態度。當他們頭腦裡的"祖國"與現實中的中國有了差距之時，留學生的思想，特別是在與中國有關的事情上，時常會出現保守傾向。一些留學生，或是用一種老調子談論中國的一些過時問題，或是以一種不屑的態度抨擊近年來國內出現的新現象，卻很少會想到落在時代後面的可能是自己。就像當年海外老華僑更崇尚傳統道德一樣，一些生活在西方現代社會裡的留學生有時在思想上遠不及國內新一代青年來得開放。 其次，留學生往往封閉在狹小的生活圈子裡。 走向世界，固然浪漫，但走出去之後，畢竟還要落腳在這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實際上，大部分留學生在留學期間的生活圈子部很狹小。他們常常在一個地方一住就是幾年。每天在校園裡見到的就是那兒個人，說的就是那幾句話，甚至買東西，去的就是那幾家商店。過年過節，也就是幾家互相認識的中國同學之間請來請去。好幾年的聖誕節，我都是在不同的留學生家裡和幾個相同的中國同學一起過的。令我感到有趣的是，大家聚在一起時所說的話，許多都是上一年說過的了。只是說的人忘記自己過去已經說過了，而聽的人也不記得自己以前是否聽到過。 生活的單調難免會引起精神的空虛。一些留學生所關心的事情越來越瑣碎，每天感興趣的不外乎在哪裡有便宜東西，誰掙了多少錢，還有就是怎樣申請"綠卡"。而且，因為無聊，相互之間——特別是在陪讀的太太們之間——閒話也格外多。有時，連人家或自家臥房的私事也會被當做故事傳來傳去。 並不是所有的留學生都能意識到自己生活環境的狹小。美國發達的通訊技術有時會使人產生一種虛假的"參預感"。打開電視，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發生的事件，都能在屏幕上迅速看到。這種虛假的"參預感"常常使人忘記自己與現實社會實際的隔絕。 第三，也是更致命的，有的留學生總是陶醉在良好的自我感覺裡。 由於出國留學競爭激烈，對不少出了國的人來說，能夠出去留學本身就是一項頗可驕人的成就。更有的留學生將東西方社會在科技、文化的巨大差距，自然而然地轉化成自己與尚未能有機會出來的同胞之間的精神差距，進而充滿了一種難以掩飾的"優越感"。 出於這種心態，一些留學生一方面在國外過著頗為庸碌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總覺得自己精神上高國內同胞一等。於是，自己陷入極端無聊之中而毫不自覺。有人甚至將種種國外俗氣都當作海外高雅來學，洋洋自得地當起"外國小市民"來了。 這一代留學生中能不能出"巨人"，取決於許多因素。不過，一個人，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想要有所作為的話，大概總是要有點追求和進取的精神。如果一代充滿夢想、滿懷抱負、歷經磨難的留學生，到頭來，變成安於溫飽、甘於平庸、無所作為之輩的話，那將是留學生個人乃至整個留學事業的最大悲劇。 第十七章 中國婦女的第二次解放 除了革命，大概沒有什麼事情能像出國這樣迅速地改變一個中國人的社會地位了。而在這變化中，也沒有什麼人像中國男人們那麼容易感受到失落了。從小生長在一個傳統的男性社會裡，中國男人一向在社會上和家庭裡有著無可爭辯的主宰地位。而且，許多人在出國前，都屬於社會中令他人羨慕的階層。但是，一出國，一些人在社會上的地位迅速跌落。他們不但在現實中無法適應急劇變化的社會環境，在心理上也很難承受這種急劇變化所帶來的衝擊。相比之下，一直處於受壓抑地位的中國婦女，倒比男人們少點兒社會等級意識，多點兒適應變化的柔韌性。 當一個男人在社會上開始失重之時，往往也就是他婚姻天平漸漸失去平衡之日。許多在國內時被視為天作之合的婚配，一到海外，便會顯出裂痕，甚至很快出現斷裂。 …… 海外留學生活，有時就好像是一場檢驗婚姻質量的破壞性試驗。留學生的婚姻被置放在全新的社會環境裡，經受著意識形態、金錢、文化和兩性觀念的高強度的震盪。 導致中國留學生婚姻破裂的因素有許多，其中最致命的也許是丈夫們最終無力從經濟上承擔起支撐家庭的重擔。在一個以金錢為衡量事物價值標準的社會裡，一個不能養家糊口、不能養活自己的人，不但會被別人認為是沒有價值的人，甚至連自己都會懷疑自己的"自我價值"。當一個男人在事業上遇到挫折時，他的婚姻往往也會隨之出現危機。維持一個婚姻，僅僅有愛，顯然是不夠的。特別是在海外，面對巨大的生存壓力，婚姻更是難以僅僅靠感情上的紐帶來維繫的。 …… 在美國生活的幾年中，像這樣的婚姻悲劇，我看到和聽到了許許多多。我有時想，如果沒有出國留學，許多婚姻在國內也許並不會破裂。當然，不破裂的婚姻並不就一定是美滿的婚姻。在海外留學的生活中，留學生的婚姻要承受許多在中國社會沒有承受過的壓力和衝擊，而夫妻雙方也都在新的社會環境中重新發現、認識和適應對方。 在採訪中，我注意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大多數中國留學生夫妻在經過奮鬥而終於在美國團聚時，頭三個月裡，家裡總是充滿了爭吵。無論是丈夫先出來還是妻子先出來，都是如此。雙方對環境適應程度上的差異多多少少會影響雙方關係的和諧。三個月後，如果是丈夫先出來的，事業上有成，或能掙錢養家，雙方會很快重新適應起來，婚姻關係往往能夠維持下去；相反，如果是妻子先出來，事業上比丈夫成功，並一直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支撐者，而丈夫遲遲不能適應新的社會環境，婚姻關係則難免會破裂。 為什麼會如此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即使到了美國，中國男人們仍被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要求繼續扮演他們在中國社會和家庭中所扮演的傳統男人的角色。如果他們扮演不了，他們的婚姻也就失去了舊日的基礎。 再一次解放的中國女性。她們失去的只 是傳統的鎖鍊，獲得的卻是自由。 1988年，一位中年知識婦女隨一個文化代表團去歐洲訪問了一圈。作為代表團中唯一的女性，儘管不是團長，她在各種場合都受到了外國人"女士優先"的待遇：有人為她開門，有人為她讓路，有人她為提箱子，有人為她扶座椅。回國後，她感歎說："這次才知道什麼是做一個女人！" 讓這位女士大為感動的不過是些西方社會為許多現代女權主義者所大力反對的傳統禮貌習俗，但她那"什麼是做一個女人"的感受卻是頗具現代女性意識的。 中國革命曾為中國女性帶來過一次社會意義上的解放：中國女性在政治上獲得了平等權利，在經濟上獲得了平等待遇，在法律上獲得了平等地位。 然而，中國革命並沒有為中國女性帶來一種兩性意義上的解放。她們仍然生活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遵循著這個社會要求她們遵循的規則，扮演著這個社會要求她們扮演的角色。 一代年輕的中國女性，在出國留學之後迅速意識到，她們不能只當女兒、妻子或母親，而應當學做一個女人了。 …… 當中國女性逐漸懂得，她們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和身體，都只屬於她們自己，而不屬於別人時，她們的"性觀念"自然會趨於開放。 一個在加州州立大學學美國文化的35歲的男博士生，面臨畢業，發現找對象結婚和找工作就業一樣難。他感歎說，在校園找個女朋友還不算太難，可想找個老婆就不容易了。"現在這邊的中國女孩子全變了，談戀愛行，有的上床也行，甚至同居也行，就是別談結婚。說，要結婚，你先找到工作或先辦下'綠卡'再說。她們在國內時可不是這樣，"他說，"一個個談戀愛時，都'守身如玉'似的，一旦真的'失身'，便死活要嫁給你了。" 在這裡，失落的只是中國的男人們，中國女性失去的只是傳統的鎖鍊，獲得的卻是自由。她們要像男人一樣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快樂，包括過去一直是男人專利的"性"。 一個29歲在澳大利亞悉尼留學的女士，在當地一家中文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作為性伴侶，西方男人要比中國男人強多了，因為他們更體貼、更敏感、更樂於滿足婦女。這位曾在上海做過記者的女士在文章中還說，十個西方男人中，會有八個在床上表現出色，兩個表現"馬馬虎虎"；而中國男人，十個中大概有兩個能算得上"馬馬虎虎"，其餘的就糟透了。她說，她的結論是基於她一些朋友的和她本人的個人經驗——她先是嫁了一個澳大利亞丈夫，分居以後，又有了一個法國男朋友。這篇文章在悉尼華人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雜誌社為此收到了大量中國男士寫來的抗議信。後來，憤怒的男性讀者們專門舉行了一次"抗議"集會。據說，與會者多達500人。在對文章作者的眾多責難中，有一條是"缺乏愛國精神"。 然而，當"妹妹們"一旦大膽地往前走起來，她們是不大管"哥哥們"的吵鬧的。 欣賞她的人說她活得瀟灑，鄙薄她的人稱她為"國恥"。不過，旁人說什麼，她都不在乎，她只求自己活得高興。她35歲，1989年來美國，在首都華盛頓的一所大學讀教育學。她出國後和國內丈夫離了婚。她人長得漂亮，身後從不乏追求者，但這次卻不急著結婚了。她要抓緊機會盡情享受自由的單身生活。對此，她從不掩飾。她私下裡說，自己以前根本不懂得"性"，是出了國才懂的。有時，她會帶點炫耀地說："美國男人有的真棒，那感覺就是不一樣。"當有人問她怕不怕染上艾滋病時，她爽快地回答說："讓他們戴上套就是了！" 中國女性的女性意識，一到了國外便迅速高揚起來，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方文化觀念的影響和社會環境的變化，更重要的，還在於她們在經濟上的完全獨立。經濟上的獨立使得她們能夠在社會生活中不再需要依附男性而能真正地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個有意思的對比是，那些能讀下學位、找到工作、在海外自己生存下去的中國女性，往往對有缺陷的婚姻感到難以忍受，追求起愛情來也更為勇敢；相反，那些依靠丈夫而無法在國外社會自立的"陪讀"的太太們，常常不得不退回家庭，扮演起遠比在國內時更為傳統的女性角色來。 第十八章 中國情節 在海外長期生活的中國留學生，可能會改變自己的衣著打扮、行為舉止和生活習慣，改變過去使用的語言，改變父母所起的姓名，甚至改變自己的國籍，但就像改變不了自己的膚色一樣，他們難以改變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自我意識。 對這一代留學生來說，這種意識不但與生俱來，而且，被充滿動盪和磨難的青春歲月深深地鑄定在心底。中國，無論從時間和空間相隔多麼遙遠，無論從感情上是恨是愛，總是一片能牽動思緒和掀起內心波瀾的土地。 …… 說來也許叫人難以置信，海外生活實際上是很容易培養一個人的愛國情操的，其效果往往遠勝於國內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一些即使在國內時不那麼"愛國"的人，在國外呆長了，都會慢慢愛起國來。而且，就好像華僑越老越愛國似的，留學生在海外呆的時間越長，愛國熱情一般也就越高。這原因其實也很簡單：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與華人在海外的地位密切相關。 不過，留學生的愛國熱情，有時像溫度計裡的水銀，是能漲能落的。而這漲落之中，還頗有一些規律。 首先，對留學生而言，祖國越抽像越容易愛，一旦具體了，愛起來就困難了。 在海外學習幾年後，祖國在留學生心裡漸漸會變得神聖起來，成為一種精神支撐力量：一種信念，一種歸屬感，一種生活的意義。不過，這種抽像的"神聖感"往往在祖國一下子變得具體起來時，比如，向使領館申請延長、更換護照，或寫信請原工作單位開具一張證明什麼的，便會立即消失。一個密歇根大學自動化專業的35歲的博士生對此深有感受。他1986年作為訪問學者出國。一年後，他爭取到了一筆獎學金，想由訪問學者轉為學生，在美國繼續學習。他先是寫信給原工作單位請示，被置之不理。等他這邊辦好一切手續後，單位突然表示不同意，並告到教委。結果，他先被單位處分，後被教委通報。後來，和他在一個單位工作的妻子申請探親也被百般刁難。這事他後來一提起來就義憤填膺。他事後總結的經驗是："祖國，管不著你的時候最可愛。" 其次，祖國越遙遠越容易愛，一旦近了，愛起來就不那麼容易了。 海外生活時間一長，祖國的形像在留學生心中漸漸會得到某種"淨化"：過去不那麼愉快的經驗慢慢被淡忘，舊日的情景在記憶中都變得美好起來。不過，當在外多年的留學生興沖沖回國時，邊防、海關、檢疫等部門以及這些部門的一些工作人員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態度，很快就能叫人回憶起中國的"國情"。許多留學生的滿腔熱忱往往在還沒走出機場時便已冷了下來。經過幾十小時的長途飛行，備感疲倦的留學生，無論是長期回國工作還是短期回國探親，下了飛機後的第一件事兒，就是被要求交15一30美元或150一180元人民幣（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收費標準似乎不盡相同），當場抽血檢查艾滋病毒。而所謂的"檢查"，有時不過是在手指頭上劃一道，十分鐘便有了結果，其速度之快，叫人懷疑那點美元或人民幣化得是否值得。更令人感到不公平的是，外國人或有"綠卡"的同胞，都可以免於此項待遇，入關時可以長驅直入，通行無阻。相比之下，中國公民卻要像"非法移民"似的一個個乖乖地排隊候檢，好像回的不是自己的國家。一個在紐約州某大學讀經濟學讀了十年的40歲的博士生，1993年第一次回國探親時，心情頗為激動。不想，下了飛機，先被要去30美元，後又被抽了血，心一下就涼了。他事後說，他當時就在心裡發誓，以後再也不回這個祖國了。 第三，留學生愛國熱情的漲落，還與留學生在外處境的好壞有直接的關係。一個在密西西比州某大學學化學的39歲的留學生曾抱怨說，他不喜歡美國，特別不喜歡他呆的那個小城，太沒勁了，天氣也不好，太熱。他說他要回國，回去幹什麼總還有點意義。而且，女兒快7歲了，將來在這裡上學也成問題，美國的中學叫人不放心，孩子小小的都有"性生活"了、小姑娘動不動就懷孕……當時，他的博士論文已經寫了三年，因一直找不到工作，不敢畢業。過了一年半，他終於在附近一個城市裡的一個小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再見面時，他已不再提回國的事情了，而是問："怎麼樣，申請'綠卡'了嗎？我們剛辦下來。" 由於畢業後就業前景和適應美國社會的能力不同，留學生的"愛國熱情"也不一樣。一般說來，"愛國"的熱度，訪問學者往往超過讀學位的學生；讀人文科學的往往超過學自然科學的；學理科的往往又超過學工科的；英文差的往往超過英文好的；沒找到工作的往往超過找到工作的；男的往往超過女的；年紀大點的往往超過年紀輕點的……當然，這完全出於個人的印象，絕對不是統計數據分析的結果。 "為此，常有人責難這一代留學生過於務實，甚至有些自私。的確，儘管這一代"生為中國人"的留學生大概永遠無法磨滅自己的"中國人意識"，但長期受西方教育和文化的熏陶，多數留學生已接受了那種將個人與國家的關係視為權利與義務的契約關係的觀念。那種要求個人無條件為國家或民族作出犧牲的東方式的傳統"愛國主義"，對這一代中國留學生中的許多人已漸漸失去了召喚力。 第十九章 海外民運 海外的"民運"鬧成了"一灘爛污"。促進和改變社會應有其它的道路。 1982年夏天，一個留著中分發式、名叫王炳章的在加拿大學習的中國留學生，來到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找到那裡的另外幾個中國留學生，向他們提出了一個在海外成立反政府的政治組織的建議。這三四個人商議了一下，決定先由王炳章出面挑頭，正式對外宣佈組織的成立。 1982年11月11日，王炳章在紐約希爾頓飯店524房間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會上，他表示為了追求中國"民主"，自己將"棄醫從運"，創辦《中國之春》雜誌——色彩斑駁、花樣不斷的海外"民運"也就此登台了。 1983年底，王炳章又在紐約宣佈成立"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中國政府迅速將其宣佈為"反動組織"。 在最初幾年，儘管王炳章本人小小地出了一陣風頭，但"民聯"在廣大中國留學生中幾乎沒有什麼市場。一個當年在哈佛大學讀書的40多歲的老留學生回憶說，王炳章來演講時，根本沒什麼人去聽。他本來是想來募捐的，結果，一塊錢也沒弄到。另一個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讀書的24多歲的留學生說，當年他們那兒則是另一番情景。王炳章上面講，下面的留學生就"噓"他，還有人乾脆衝上台去搶話筒，和他辯論。最後，雙方人馬幾乎要大打出手了，據說其場面之激烈壯觀如同"文革"時兩家造反派之間的"文攻武衛"。 實際上，就連當時已經參加《中國之春》和"民聯"活動的人對王炳章領導的所謂"民運"也缺乏信心和信任。在王炳章宣佈"棄醫從運"後不到一年時間裡，當初和他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的幾個留學生已紛紛離去。 1987年12月，王炳章在"民聯"的主席職位被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北大畢業生胡平所取代。 不久，"民聯"組織內部陷入了內鬥。1989年1月底，王炳章因種種違紀營私行為而被罷免了"民聯"常委和委員的職務。王炳章不服，立即將《中國之春》雜誌賬號上的78000多美元提取一空，並在1989年4月2日宣佈將另組建一個"中國民主黨"。 就在海外"民運"呼風喚雨不成而幾成鬧劇之時，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之後，許多國內"改革精英"和"學運領袖"紛紛流亡海外。1989年9月24日在法國巴黎宣佈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使海外"民運"又一時聲勢浩大起來。同時，不少留學生受"天安門事件"震撼，對海外"民運"組織一向戒備的態度也有所鬆動。 但是，海外"民運"很快又從高峰跌人了低谷。"民陣"的領袖們在明星似的作了一番表演後，便在相互爭吵中四散了；而"民聯"的鬥士們除了寫文章，開大會，幾乎毫無實際的作為。整個"民運"的發展趨勢是，各種"領袖"越來越多，而基本群眾越來越少。 為了重壯聲勢，"民聯"和"民陣"決定"聯合"。經過長時間的商議，雙方終於在1993年9月間舉行了"聯合大會"。不想，這所謂的"合併"很快就變成了"火並"。為了爭奪幾個"主席"、"副主席"之類的職位，"民聯"內部、"民陣"內部、"民聯"和"民陣"之間，在會上打得不可開交。最後選舉時，更是有人慷慨陳辭，有人憤而退場，有人伏案痛哭，會場上一片混亂，幾致無法收場。 如今，認真看待海外"民運"的人已經不多了。就好像"精英"一詞一樣，"民運人士"在留學生中間也已變成一種帶有諷刺意味的稱呼了。 不過，它鬧成這樣"一灘爛污"，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倒是很值得分析一下。 有人說，海外的"民運"之所以成不了什麼大氣候，主要是因為沒有像樣的領袖，一個個都提不起來，並感歎說，要是有某某某那樣的領袖就好了。 也有人指責一些"民運人士"的道德水準。爭權奪利不說，有些人"投身""民運"不過是為了個人申請"政治避難"；更有人連捐給天安門廣場學生的款項也敢貪污；而"民運"的"創始人"王炳章，為了申請一張"工卡"，竟然偽造證件，試圖冒名頂替，不想被美國移民局當場抓住。事發後，他居然還大言不慚他說什麼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今後從事"民運"的方便，等等。 此類指責，也許自有道理，但顯然並不切中要害。 海外"民運"常以追求"中國民主政治"為標榜，有些參加者更是常以對一種意識形態的背叛姿態來向另一種意識形態獻媚，但實際上，作為"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多數"民運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知識只是來自對某些西方思想家理論的一知半解的理解和一些"民主"口號的熟能生巧地運用，而他們頭腦中的所有有關政治的基本觀念和實際運作技巧仍然是他們年輕時學到的"革命原則"和"鬥爭經驗"。 首先，在思想方式上，"民主"變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不但成為一種信仰，成為終極目的，而且就像當年"革命"一樣，成為判斷一切是非對錯的絕對標準。在這個問題上，有人要是略有不同想法，便會立即受到口誅筆伐，其勢態之猛烈，言辭之激昂，往往叫人想起"文革"時的大批判。如果"大批判"仍嫌威力不夠的話，便會進一步發展到政治性的人身攻擊。 其次，在發展方式上，海外的"民運"完全擺脫不了"革命組織模式"的影響。鬧起"民主"，也先是"建黨"，然後是"一大"、"二大"地開會，選"主席"、"常委"什麼的。人人爭當"領袖"，為名份爭得你死我活，好像生怕將來"民主史"上不能記上自己一筆似的。沒有人願意認真做一下"中國各階級現狀的分析"，看看半個世紀之後的中國社會到底有沒有什麼變化，想想新的民主政治是否應有些新的組織形式。 最後，在運作方式上，一些海外"民運"似乎志在發動一場"革命鬥爭"。遊行示威時，"推翻"、"打倒"之類耳熟能詳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群情最激憤的時候，有人甚至喊出"建立革命武裝，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豪言壯語"。當然，真正願意回國"上井岡山"的人實在不多，"豪言壯語"說過後，往往是在美國開起一個雜貨店什麼的。 從根本上說，海外"民運"不過是"革命文化"的一種翻版。對於海外的"民運人士"來說，民主，就像革命一樣、是一種"社會奇跡"。而民主的實現，就像革命的成功一樣，會創造出一個嶄新的社會。在這裡，相信"民主"和相信"革命"完全成了一回事，就是相信人類社會的所有何題都應該通過某種激進的政治手段來解決。 在海外眾多的組織中，1989年9月24日在芝加哥由203所美國大學中的中國留學生組建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簡稱"學自聯"）是一個意識形態色彩較弱而集團利益色彩較強的組織。 儘管有較強的政治傾向性，作為一個利益集團的"學自聯"較少直接捲入意識形態的紛爭中。另外，雖然沒有嚴格的組織形式，"學自聯"卻有較強的群眾基礎。自1989年成立以來，"學自聯"出於對留學生實際利益的考慮，進行過不少活動，其中包括就"中國留學生保護法案"的通過成功地遊說美國國會之類的爭取集團利益的政治遊戲。而且，"學自聯"根據自己制定的章程，已多次順利地改選了領導。 不過，"學自聯"也有些"領袖"人物似乎並不甘心將"學自聯"辦成一個純利益集團組織。常常出於個人政治信念卻以組織的名義在許多充滿意識形態的政治紛爭中頻頻招搖亮相。 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是個什麼樣子，現在大概誰也說不好。今後中國社會也許會出現一些利益集團。集團間的利益衝突，往往可以通過妥協來解決，這或許就是一種民主的基礎？像宗教信仰的衝突往往導致戰爭一樣，意識形態的矛盾最後總免不了導致革命。當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漸近成熟的人類應該能夠在革命之外找到促進和改變社會的其它道路。 第二十章 歸留之間 在"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的整個遊說過程中，一些中國留學生可以說是利用"六﹒四"事件這一個不可多得而大可利用的歷史性機會成功地玩了一場帶有中國特色的美國政治遊戲。回國會受到"政治迫害"只是一個多少有欠誠實的借口，許多留學生在拿到"綠卡"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國探親；而"人權"、"民主"更是說給天真而有偏見的美國人聽的。不少美國人對中國學生以政治原因為名而行移民美國之實的做法心裡也是明白的。1993年7月11日，其時"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剛剛實施，我從中國探家後回美。在芝加哥入關時，聽到一位檢查護照的美國移民局官員不無譏諷地說："噢，現在你們這些中國人都能回國了。" 儘管整個事件充滿了政治的色彩和喧囂，但絕大部分中國留學生決定留下來，並非完全出於政治原因。有人是為了今後的個人發展，有人只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實際上，即使沒有"1992年中國學生保護法"，許多中國留學生也會以其它途徑留下來。一些公派留學生可以利用1990年的"總統行政命令"轉換其它類型簽證，以免於美國移民法中有關J－1簽證持有者必須回國服務兩年的規定；許多自費留學生可以在畢業後找一份工作，再由工作簽證申請"綠卡"；其它途徑還有政治避難、真假結婚或乾脆"黑"下來。 在美國，留學生見面時，會相互詢問"什麼時候畢業？""找到工作沒有？""買了房子沒有？"但絕不會有人問"準備什麼時候回國？"如果你跟別人說，你要回國了。對方在驚奇之外，大半會猜想你是在美國混不下去了。 據中國政府估計，自1978年以來，學成歸國的海外留學生有70000多人，約占海外中國留學生總數200000人的三分之一。不過，留美學生的回歸率，顯然要大大低於這個比率，根據美國專家的估算，留美的中國留學生的回歸率大概只有5％到10％。 留在海外，可以說是這一代中國留學生中大部分人的選擇。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也許有他們的道理。 但在這方面，中國也有中國的悲哀。 大批中國留學生最終留在了海外，這也許是當年中國政府恢復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之初所末曾預料到的結局。 1989年的"六﹒四"事件當然是導致這一結局的直接原因，實際上，留學生滯留不歸的趨勢在此之前就已經出現。 據美國移民歸化局統計，在1982年至1987年間，已有6238名中國留學人員由學生簽證轉換成移民身份。只是由於當時美國移民法對J－1簽證持有者必須回國兩年才能申請其它簽證的嚴格規定和大部分中國留學生尚未完成學業，公費留學生在其中所佔的比例還很小，一共只有265人。 1989年初，一個剛從國外歸來的留美博士生私下對我說："大部分留學生看來是不會回來了。"當時我聽了，感到他多少有點危言聳聽。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並感歎地說："中國太窮了，就像一個可憐的母親，已經養不活自己的孩子了。"後來，等我到了國外，才意識到他的感覺是對的。 在20世紀國際性人才爭奪中，中國，像世界上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不可避免地處於不利的境地。 平心而論，中國政府為了吸引海外留學生歸國，是做了一些難能可貴的努力的。 …… 但是，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努力，中國社會難以在一夜之間改變的，是普遍低下的生活水準和較少個人自由的社會體制。 "不能回國。回國教書太苦了。"一個在賓州某大學商學院當助理教授的34歲的中國留學生說。他來自天津，1983年來美國，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讀了一個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就找到了現在這份年薪5萬美元的工作。是每年拿著5萬美元在美國當教授還是每月掙五六百人民幣回國教書？在這兩者之間作選擇，一般人是不會猶豫不決的。更何況，他的父母都是天津師範學院的教授。中國教師的清苦，他是知道的。 有的留學生不願回國另有其它的原因。一個密歇根州立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的40歲博士總結性地說："中國政府越管不著你的時候，對你就越好。"他畢業了兩年，還沒能找到工作，一直靠給一些小電腦公司搞些臨時性的程序設計來維持生活，但從沒想到要回國。他上面的理論顯然是來自個人實踐經驗的總結。當年，他在辦好一切自費留學手續後，多次求單位領導"恩准"，但領導死活就是不同意，反而為此發出通報批評，並將他除名。如今，他博士畢業，又拿到了"綠卡"，單位領導對他似乎也就前嫌盡釋了。來美國訪問期間，他們居然還帶些小禮品來看過他。 可愛的中國的確有一些不太可愛的地方。 不過，對海外留學生來說，別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他們被國家派到海外學習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日後使中國社會的狀況能有所改變，不想，如今這狀況本身卻成了許多留學生滯留海外的原因。 因此，常有人議論，說這一代留學生，與前幾代相比，缺少了理想色彩和獻身精神，而且，忘掉了祖國。 的確，傳統的愛國主義對這一代中國留學生已失去了感召力。這主要因為大多數留學生在思想上接受了西方個人自由主義觀念——個人選擇的權利高於一切，而國家利益並不是要求個人作出犧牲的充足理由。也許很少會有中國留學生說自己不愛中國，但是多數人寧願以自己選擇的方式來愛國。報效國家可以，犧牲個人不行。 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學而留"的現象也許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不是一種靠什麼"精神"或"教育"所能扭轉的趨勢。 不過，對此也用不著過於悲哀。在當今這個隨著科學技術迅速發展而地球日益變小的時代，中國也很難說從原來的意義上"失去"了一代精英。這一大批留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對日後中華民族的振興，仍會以各種不同方式，作出自己的貢獻。 不過，對大多數留學生來說，出國時難回亦難，只是難在不同的方面。 今天，許多留學生一回國，就會有一種好像做了什麼錯事似的感覺，而且，難以得到別人的諒解。 一個曾多次出國的40多歲的訪問學者說，他最近一次從國外歸來，是1992年5月。在美國講學進修一年後，他攜妻帶子從廣州回國入關時，邊防檢查人員一邊查看他們的護照，一邊大概出於好心地說："你們全家都出去了，還回來幹什麼？" 回到研究所後，他說，日子似乎就更難過了。同事熟人見面就問："怎麼就回來了？"他覺得自己實在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自己為什麼回國，於是一律答之："咱沒本事，混不下去了。"這個口徑，他堅持了兩個星期之久，眾人才將他放過。 回國之後，歸國留學人員首先面臨的是物質生活方面的磨練。 西方發達國家與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使幾乎所有歸國留學生在回國初期都會有一種不適應感。 …… 另一個令歸國留學生在精神上感到更難以適應的東西，是中國知識界的許多特別的"教規"。 "教規"，是學術界傳統派生出來的東西。它屬於傳統，卻是傳統中潛在的部分，常常讓人感覺得到，卻說不出來。"教規"，不只是政治上的"禁忌"，但有時會比那政治上的"禁忌"更觸犯不得。 一個美國哈佛大學畢業的37歲的社會學博士說，他剛回國工作的那兩年裡，總有一種動輒得咎的感覺。他說，"常常是地雷都炸了，還不知道是在哪兒踩響的呢。"回國後，他不願再走中國學術界流行的那種"純"理論研究的老路，而是在研究中採用了一些模式建立、數據分析等新方法，並選取了一些現實性課題。這在單位裡很快就招來了非議，說他"不務正業"；等他的研究成果發表出來並在社會上引起廣泛注意後，評定職稱時，又有人說他的東西"不是學問"。 這位留學生認為，在種種"教規"背後，實質上有一個"代溝"問題。因為學術界"教規"的主要作用就在於維護學術界公認的權威和既定的秩序。他說，出國幾年，回來後有一個特別深的感受，就是這些年，老先生們老得特別快，年輕一代又成長得特別快；而中年一代，由於50年代教育的偏頗和長期政治運動的鍛煉，"批判意識"極強……他感到，將來幾代人在學術觀念上的激烈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種種"教規"限制下，多少歸國留學生能在學術上有所作為，卻說不好。雖說"教規"本是頗為平常的現象，每個國家的學術界都會有類似的東西。但在中國目前的體制中，"教規"的觸犯者很可能被弄得一事無成。 對于歸國留學人員來說，回國之難，還並不僅僅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雙重磨練。在試圖重新進入中國社會時，他們還會發現那個自己曾經生活過的社會對他們的歸來實際上並不真正歡迎。 …… 如果順利找到工作，歸國留學人員在進入單位後所面臨的工作環境也將會是複雜微妙的。即使懷有一技之長，在一個講究輩份資格和充滿清規戒律的社會裡，他們最終能否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也仍會是一個問題。一個美國中部著名大學畢業的37歲的社會學博士回國，幾經周折，最後總算進了北京一所重點大學任教。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學校讓他教的不是社會學，而是大學一年級英語。 第二十一章 中國夢 說到底，今後真正能吸引留學人員歸國的，不是別的，是發展的機會。志願回國的留學人員，無論志向大小，大概都是為了能有所作為才回來。儘管歸國留學人員身上容易有一種自視過高的傾向，但考慮到中國目前普遍低下的教育程度，所有在國外正規大學裡受過訓練的人都可視為某種"專業人才"。要知道，中國最多的是人口，最缺的是人才。 留學生回國後面臨的所有問題實際上都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問題。這一切只有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才可能真正有所改變。商品經濟的發展將會創造更多的個人自由，從而使僵硬的社會體制進一步鬆動；同時，商業競爭必然會導致人才爭奪，從而使人才在社會上真正得到重視。只有到那時，留學人員回國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應該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正向人們展現出這種前景。 不過，那將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許多歸國留學生或許會白白地耗費掉自己的青春、才華和所學到的專業知識——這是目前大多數留學生害怕回國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麼，這一代留學生難道只能等待嗎？就留學本來的意義來說，留學生的使命是推動中國的變化，而不是等待中國的變化。不然，他們的青春、才華和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可能會在海外以另一種方式浪費掉。 讓我們再次回到容閎，他回國後的經歷或許能給人一些啟示。 …… 1855年夏天，容閎在廣東登岸，其後在那裡居住了六個月。就在這期間，他目睹了一場血淋淋的大屠殺。當時正值太平天國起義，廣東亦有人起而響應，但立即遭到兩廣總督葉名琛的血腥鎮壓。僅在那一夏天，就有七萬多人慘遭屠殺，其中包括許多無辜之人。容閎的住所離刑場不遠，他後來在回憶錄裡記述了自己在那裡親眼看到的慘象："場內血流成河。路兩旁到處都是無頭之屍，高高堆積，等著被運走去掩埋……因一時無處掩埋那麼多的屍體，屍體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曬之下。盛夏溫度高達華氏90度，有時更高。半徑有兩千英尺之長的刑場內，充滿了有毒的氣味……" 面對這觸目驚心的景象，容閎內心深受刺激。滿清政府的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轉向了太平天國，並說自己幾乎想立即起而響應，投身起義。 1859年秋天，容閎利用機會進入了江南一帶太平天國控制區。他想親自接觸一下太平軍，看看他們是否代表著中國的新希望。在南京，容閎見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王干]——當時太平天國陣營中最具現代知識和對外部世界最有瞭解的人物。容閎向他獻上了有關軍事、政治、經濟、教育的七條建議，並表示如果太平天國對這些建議有興趣的話，他願為太平天國效力。幾天後，在被告知他的建議一時還無法實行的同時，容閎收到了一個小布包，打開一看，裡面是一個刻有他名字和一個"義"字的長方形木印。原來他已被封了一個四品爵位。這一切使容閎有些哭笑不得，也使得他懷疑起太平天國最終能否成功。 …… 從個人角度來說，容閎的一生可以說是一個悲劇。他帶著夢想回國，並為這些夢想的實現百折不撓地奮鬥了一生，最後卻看著自己所有的夢想一個個破滅。當然，這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生顯然與容閎回國後為自己選擇了一條特別艱難的道路有關。一個有趣的對比是，當年與容閎同船去美後來轉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醫的黃寬，回國後，在南方行醫，一直過著安穩殷實的生活。 但是，從歷史角度來看，容閎並不是一個失敗者，因為他畢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歷史。他憑借個人的努力，推動並完成了中國近代史上兩件大事：一是為中國引進了現代製造工業，即江南製造局的創辦；一是為中國人打開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門，即留學生的派遣。特別是後者，對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方向有著極為深遠的影響。 容閎說過，一個人要想做成一些事，必須是一個夢想者。但作為一個夢想者，在實現自己夢想的過程中，容閎同時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容閎是帶著改變中國的夢想回國，但並沒幻想著在一夜之間奇跡般地改變中國。西方的教育使容閎具有強烈的務實精神，在他的夢想背後，是一項項具體的計劃：工廠設立、留學生派遣、銀行創辦、鐵路建設。他知道自己的夢想也許難以完全實現，但這些具體計劃的實施，會從根本上推動中國一點點地進步。 而且，容閎深知夢想並不可能仍以夢想的方式來實現。他身上沒有中國傳統士大夫的"清流"習氣。為了實現自己的夢想，他嘗試了種種方法，從經商一直到遊說。結識曾國藩可以說為他提供了一個歷史性機會。容閎一生作出的兩大業績，都是在這位當時最有權勢而死後飽受爭議的歷史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容閎回國之初在廣東所目睹的屠殺場面，曾使他一度傾向革命，相信靠激烈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改變中國社會的現狀。為此，他對當時的太平天國寄予厚望。 但是，在探訪太平軍的南京之行後，容閎在對太平軍感到失望之餘，對革命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說："造反和革命在中國向來不是一種新奇或稀罕的事情。中國歷史上至少有二十四個朝代，也就有那麼多的造反和革命。……革命僅僅意味著政府的易人，而沒有任何體制和原則上的改變。" 他進一步指出，中國的許多革命，就像古埃及石像一樣，充滿了神秘的兩面性：一方面具有正義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破壞性。而且，革命往往突然爆發，又突然消亡，在歷史上留不下什麼痕跡。太平天國就是一例。 出於這種認識，容閎更加堅信自己的留學教育計劃才是中國日後復興的真正希望。他為自己在革命之外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一個有意思的歷史現像是，在當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幾乎沒有人參加後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他們大部分成為專業人才，其中在鐵路、電信、礦業任工程師的有39人，在海軍中服役的有18人，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門任職的有15人，在教育、衛生界服務的有10人，在新聞界的有2人，在海關工作的有2人，另有7人經商。 日後，在人數最多的留美學生中，也少有人投身到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中。他們大都成為科學家、工程師、學者、教授。這些留學生作出的貢獻可以說為今日中國的進步奠定了最為堅實的基礎。 ……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被一個強國夢所纏繞。這個夢雖幾經破碎，卻從未因領袖的變換、政權的更替、政黨的興衰和社會的巨變而破滅。為了這個夢，一個民族不惜變法、造反、革命、內戰，嘗試了幾乎一切可以嘗試的手段；為了這個夢，一代代人甘願毀家、赴難、流血、捐軀，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價。 在這種種的努力中，包括著一代代留學生的派遣。 對中國而言，派遣留學生從來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個民族的忍辱負重、發憤圖強——這是今天的留學生仍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這想法是很中國式的，聽起來好像留學生不但要肩負著歷史的重托，而且還必須充滿自我犧牲精神。不過，回顧一百多年來的歷史，也正是這種中國式的"愛國"支撐了一個民族的精神，使百年來因貧弱而飽受欺凌的中國終於在20世紀末葉看到了下一個世紀的曙光。 下一個世紀，中國人也許會有新的觀念。不過，對於這一代留學生來說，他們必須面對這個時代。因此，遠遊之後，要緊的是趕回來種自己的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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